民国时期哈尔滨松花江太阳岛上的“米尼阿久尔”咖啡西餐厅
营养救国
现代营养学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方国家，是工业革命和实验科学的成果之一。借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以格致之理，推求养生”。现代营养学诞生不久，很快就与西方的传统饮食文化相融合，成为西方饮食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并通过译书和女子学校教育在中国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融入到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大合唱中（尽管声音非常微弱）。在一些人士的眼里，中国之所以贫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东方人的体质不如西方，“走在路上，到处碰到黄萝卜色的脸孔，佝偻咳疮的病态”，因此要救国首先要从增强国人的体质入手。而要增强国人的体质，就应该改善国人的饮食结构，增加营养。映蟾认为，“外国人的食物比我们少而简，但是他们的体躯却是比我们高大雄健……外国人并没有特别强健的方法，中国人也并不是生来就又黄又瘦，实在是因为太缺少食物化学的智识以及对于食物不晓得去注意选择、配合、调和而满足我们身体上的要求之故。”章绳以也说：“东亚病夫之名，由来已久，讫今尚未除去，最大原因在食物的营养不讲究。”徐珂说得更加直截了当：“饮食为人生之必要，东方人常食五谷，西方人常食肉类。食五谷者，其身体必逊于食肉类之人。……吾国人苟能与欧美人同一食品，自不患无强盛一日。”吴宪在比较了国人和西人的营养差距后，提出了改善膳食结构、增加动物性营养摄入（特别是多喝以往国人不爱喝的牛奶）的主张。这类“救国方案”虽不免流于琐屑，大有回避社会主要矛盾之嫌，但毕竟作为近代中国诸多救国方案的“另类”而实际存在过。如果说“存在就是合理”的话，这种“另类”的救国方案也自有其合理处。
近代以来，西方饮食文化对中国饮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者对前者既有吸收又有排拒：吸收的是西方饮食文化中的“科学”（“营养学”）、“文明”的成分；排拒的是它“野蛮”的成分、不合中国民俗的成分。从总体上看，近代从西方传进来的带着奶酪黄油味的饮食文化，虽然使一些“趋新”人士对它“津津乐道”， 但对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冲击，只不过增添了一道“异味”罢了，很多人只是偶尔尝一尝，然后依然如故，吃他的家乡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