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被说成是人民的“耻辱”，每到危机时刻就要往事重提。但问过许多人，当年英法联军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烧毁圆明园，却没有多少人答得上来，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血与火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野蛮行径。不过，难以想像的是，当英国及法国的道德水准只是停留在烧杀抢掠层次之上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创造出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如果他们真的只是像那些当年烧毁罗马的野蛮人一样随便在北京放火，很难想像在他们中间竟会产生出几乎是不可尽数的思想大师，深刻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我注意到，对于英法联军当年用于焚烧圆明园的理由，被小心翼翼的掩盖起来，似乎其中真有什么难言之隐。十多年前有一场火爆的电影，片名就叫《火烧圆明园》，里面的英国人莫名其妙就把圆明园给烧了。其实，对于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借口，完全可以公开予以揭露，他们用以掩饰其罪行的所谓理由，应该予以坚决驳斥。但在中国的历史著作当中，对此居然讳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几个字提及，一掠而过，好像是害怕泄露什么国家机密。当人们对事情经过知之甚少时，怎么就可以发表那么多的感概。
言归正传，再回到圆明园的问题上去。显然，有了前面的一段铺垫，我将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段历史并提出新的解释。
被人们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争，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当时满清政府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主要焦点是“公使驻京”一项，被清方列为谈判中的“第一要事”。至于在今天被人们所看重的“利益”，如开放外贸口岸、允许外国人内地旅游、协定关税、保护传教士、赔款、领事裁判权等等，对于手操生死予夺大权的皇帝来说，都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小事一桩，双方很快就在这些小事上达成了协议。后来，皇帝还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
在解释这些史实时，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但这一观念必须得到夷狄们的认同，所以，中国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费正清称为“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称之为“磕头外交”。现在的麻烦在于，夷狄拒绝磕头，而且他们还要长驻北京。公使驻京必然导致觐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在事实上促使“天下一统”观念的破产，而这种“天下一统”观念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接受，与儒家“礼治”思想的结合，就汇成了古代中国独裁专制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这一改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使合法性的来源逐步枯竭。如果有人---尽管是一些犬羊之性的夷狄，可以公然拒绝向皇帝本人磕头，其他人是否可以同样效法？如此推导下去皇帝天下共主地位就会摇摇欲坠，那他还能在金銮殿上稳坐多久？除此之外，公使长驻北京，又被看作是类同古代的“监国”，按照满清政府当时的理解，驻京外国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折迁民居衙署，建立高楼，布署各类武器，总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为所欲为。中国沦为外夷监守，自然万不可行。
因此，拒绝公使驻京，就成了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英法联军强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自然不会涉及到磕头与否的问题。在前不久美国公使到达北京之后，清方坚持由他人代表皇帝接受了国书，这一重大的“外交胜利”曾让满清政府相信他们能够坚守住第二道防线。但在北京附近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线，直达皇帝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把磕头问题直接端上了谈判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