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政府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太平天国击溃江南大营，攻占苏州、常州，威胁上海，英法联军集结通州，随时可能进攻北京。可是满清政府却下定决心不在磕头问题上退让半步，他们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不亲递国书，口气异乎寻常的强硬，毫无妥协余地。如果达不成协议，满清政府将不顾自己力量虚弱而背水一战，并调兵遣将，作好了开战的布署。
当时英方提出递交国书一项，只是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惯例行事，并没有考虑到满清政府的特殊国情。当满清政府提出见皇帝需要磕头时，被他们以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绝。他们毫不理解磕头一事维系着满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公开证明，就像皇帝弄不明白选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的公开证明一样。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着巨大的阴谋，更加坚持要亲递国书。
其实，在满清王朝的两百年历史当中，也有允许西方来使不向皇帝磕头的先例，而且还有皇帝与他们握手（行西礼）的记载，但那是在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还没有受到广泛怀疑的时候。随着这种合法性的逐步丧失，任何诸如磕头之类的烦琐小事，只要看起来像是能够证明皇帝及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都成了不惜为之一战的重大利益。皇帝害怕在这类事情上的让步就如同堤坝上的漏洞，最终会导致大河决堤，使大清江山毁于一旦。因此，当他得到英方拒不磕头的奏报之后，感到所有三道防线全被突破，忍无可忍，无处可退，立即作出开战的决定。
对于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 “亲递国书”一项，直到战后，满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作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头外交”的满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法准则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绝不相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正是这种文明的差异，使得双方对于对方行为完全无法理解，只能按所谓“利益分析法”去猜测对方的动机与目的，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
按照现在的认识，中英双方出现的种种争端，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而标榜“鲜血凝成”、“同志加兄弟”、“巴依巴依”似的国家关系才是荒谬绝伦的。但满清王朝尽管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惨败，仍然拒不承认英国的平等地位，拒绝与之谈判与协商。在他们眼里，天下只有中国一家，其余各国都只是中国的藩属国，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中国平起平坐。叶名琛在广州对英方谈判修约的要求一概拒绝回答，甚至连英方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而英方代表在中国沿海到处递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与中方谈判，又都被推至广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戏弄一场。蒋廷黻就此写道：“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了”。当后来英国驻广州领事及香港总督不幸由巴夏礼、包令这样的强硬人物充任之后，他们便不顾英国外交部一再告诫，积极挑起事端。事情闹到伦敦以后，巴麦尊内阁面临的任务已不是决定大英帝国是否应该对华开战，而是大英帝国是否应该支持其在远东的代表未得到许可便已发动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公平的说，满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荒谬行为也受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批判，但这些批判所依据的却是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而中国为什么又要接受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呢？从中国“天下一统”观念看过来，西方国际法中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才是荒诞可笑。因此，这就出现了两套用以判断国家对外行为的价值标准。用西方国际法行为准则去衡量满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对不符合它的那些观念和行为痛加批判，除了肤浅之外，还总有一种事后聪明的感觉。就如同当年的阿Q批评城里人错误的把“条凳”说成是“长凳”一样，他所依据的只是未庄的标准，并不足以作为凭据。理由在于：国际法并不因为它是国际法或者它今天流行就理所当然正确，它同样需要证明，同样需要我们去批判，而证明和批判都需要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前提和标准。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和标准之上，我们才可能既判断满清政府“磕头外交” 的观念和行为是否错误，也证明国际法的标准是否正确。如果有必要，甚至这样一个前提和标准也需要由一个更加基本的前提和标准来加以证明，通过这样层层递进，我们将会到达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我们用以证明国家所有观念及行为是否正确的基础。因此，更具体的说，要对“天下一统”观念及“磕头外交”的行为进行批判，需要最终深入到有关国家与个人（而不是“人民”）权利相互关系的层次上，需要解释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需要实际上去分析整个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这远不是那些肤浅的道德批判就能办到。这里只是提及而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