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洪洞县志办出版了《洪洞县古大槐树志》。此后,一年一度的大槐树寻根祭祖节于 1991年开始。1992年夏天,有60位台湾老者来到祭祖园,齐刷刷跪在大槐树下痛哭,喊着“祖先啊,我回来了”。在种种情绪的驱使下,洪洞从一个想象中的记忆之地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知名之地。
1982年8月,洪洞县志办在《参考消息》上发布了一则三百字的启事,征集古大槐树迁民资料。
这则刊登在报纸中缝里短短的启事毫不起眼,但它的效果却好得出奇。在随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来信者除了工人、农民、机关干部还有不少部队战士,他们纷纷向洪洞县志办讲述当地的大槐树传说,也很恳切地请求洪洞县志办帮助查找他们先祖生活的村庄。此外,洪洞县志办还收到来自全国21个省市乃至海外的族谱、牒文、碑拓、佚事珍闻凡四百余件。
现任洪洞县志办主任的张青那时还是一名刚从山西大学毕业的年轻小伙子,他一到洪洞县志办工作,就赶上了这次征集活动,每天都为写回信忙个不停,其中一些信件,还是在台湾的老荣民(退伍军人)写来的。
“每一封都要回复,要尊重人家,当时我回了太多信,少说也有几千封”,张青说,如今近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为大槐树后裔写回信早已成为了他的日常工作,一直到现在,每周还是有几封大槐树后裔寄来的信件,每一封都由张青来回复。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年1月刊
“文革”后的大槐树
到1978年的时候,曾经风光无限的大槐树遗迹,已经被冷落多年。在狂热的“文革”岁月里, “认宗续谱”却被当为“四旧”,狂遭口诛笔伐。各地被保存了数百年的珍贵家谱,纷纷被红卫兵小将们抄出来烧掉,洪洞虽被为海内外数亿人认为是根祖地,在这一场毁家谱狂热中也不能幸免于难。不过,虽然造反派气势汹汹,但是毕竟洪洞地方对大槐树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信奉,慑于这种强大的传统力量,他们未敢打砸民国年间景大启等人创修的古槐碑亭。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展开,洪洞县委书记王德贵到无锡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乡镇企业会议,当他告诉别人他来自临汾时,人们都自认只当是听了一次普通的介绍,可当他说自己是洪洞县委书记时,许多人都对他异常热情,因为他们都自认是大槐树后裔,听说他来自洪洞,立刻把他视为“老家人”。在开会间隙,众多的参会者纷纷来与王德贵聊天,让他讲讲“老家的事情”。
王德贵的这次无锡之行,与清末民初时景大启在山东为官的经历极为相像。那时,当景大启说自己是山西洪洞人时,当地的大槐树后裔都热情相待。
这种乡谊让王德贵非常感慨。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经历了“反右”、“四清”、“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人际关系好比那时报纸上的社论,都变得硬邦邦、冷冰冰。
回到洪洞后,王德贵把他在无锡的感受与另一位“文化书记”刘郁瑞(时任洪洞县委副书记,纪实小说《天网》的主人公)分享,俩人都很激动,确定整修景大启等人留下的大槐树遗迹,建设一个大槐树公园,方便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大槐树后裔到洪洞来寻根。
要建公园,不能只有祖堂亭榭,还应有谱牒、碑文等丰富的文化内容。刘郁瑞想出了征集的办法,他手拟了《征集洪洞县志资料启事》,并在《参考消息》发布。
对于王德贵、刘郁瑞而言,操作起这件事情来得心应手,他二人都是在汾河边上长大的,在为官之余,皆醉心于当地丰富的乡土文化,对洪洞旧事极为熟悉。
棘手的事情是钱,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地方财政吃紧,要筹建一个大槐树公园并非易事,但是征集古大槐树迁民资料的启事很快发挥出了它的效果,洪洞县志办不仅仅收集到大量的移民文献,各方的热情也都被调动了起来,建园资金很快筹措到位。1984年底,大槐树公园于民国初年景大启等人创建的大槐树遗迹处落成,除了修葺原有的建筑碑亭、茶室、牌坊和经幢,又新建了祭祖室、望亲亭、迁民壁画、大门等建筑。事业单位“洪洞大槐树公园管理所”同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