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与寻根
在洪洞整修大槐树遗迹的同时，全国也在掀起一场地方志编撰热潮。1979年5月1日，时任临汾市市委组织部干部的李百玉，出于对志书的喜爱，以《〈县志〉应当续订重修》为题致信中宣部，建议在全国进行地方志的编撰。
中国有着长期的编撰地方志的传统，但是到了“文革”结束时，各省市的志书都仍是清末和民国年间编撰的版本，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的地方志编撰都处于停顿状态。1979年3月，李百玉在他的母校老师家中，看到了一套老版本的《临汾县志》，如获至宝，借回家里阅读，并做了详细笔记，由此起了续修地方志的想法。但是，当他把建议信寄给中宣部时，并没有得到答复的把握，当时他觉得，“文革”刚刚结束，百业待兴，中央和政府需要开展的工作很多。
未料在同年7月，李百玉的信就得到了胡耀邦的批示：“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随后国务院成立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并于1980年在山西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修志工作会议，从此，地方志的编撰在全国范围展开。
这时的洪洞县志办，不但要为各地的大槐树后裔回信，还会常常迎来从各省市地志办赶来洪洞的访客。1983年，陕西吴堡县地方志编撰组的薛耀厚、薛宝堂、高凤林等人在搜集资料时，发现吴堡县上、下高家庄村民的先祖是从洪洞北郭村迁来的，霍家山、霍家沟等地的霍氏村民也都说先祖是从山西迁来的。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根据道光年间的《吴堡县志》的记载，吴堡县内的薛、慕、李、王、丁、高、刘、张等大姓在明永乐年之前就已定居在吴堡，但是，在接受薛耀厚、薛宝堂、高凤林等人访问时，这些姓氏的居民都说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为了弄清楚其中原委，三人决定到洪洞调查走访。
一到洪洞县志办，薛耀厚、薛宝堂、高凤林三人就看到了“一尺厚”的各地大槐树后裔来信，翻阅了一部分后，他们觉得这些信中所说的传说等内容“说法多样，故事离奇”，但是后来他们根据在洪洞所做的人口和语言方面的调查，比如洪洞方言和吴堡方言类似，把昨天都说成yanr，认为洪洞曾向吴堡移民也是很有可能的。
洪洞县志办的张青等人则在接待访客和回信给大槐树后裔的同时，加紧移民资料的收集和编撰。民国年间，景大启、柴汝桢二人曾先后汇编大槐树志二册，但这两本书除了序跋之外，内容多为怀乡吟咏的诗文，1986年11月，林中园、张青等人在21省市、四百多个县（市）的大槐树后裔寄来的家谱和碑文资料基础上，编成《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这本书随后被研究者广泛引用，令“但不见诸史”的“洪洞大槐树” 的历史叙事变得丰满起来。
张青请地方志专家、中国现代档案学家傅振伦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作序，让张青欣喜的是，傅振伦说自己也是大槐树后裔，他的十二世祖三兄弟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从洪洞迁居河北新河城召村。傅振伦本人则一直对大槐树移民研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早在1928年，傅振伦就曾参与修撰《新河县志》调查全县各村情况，发现有62村的家谱和碑文记载其先祖乃是迁自洪洞。
在为《洪洞古大槐树志》所作的序言中，傅振伦对此书评价甚高：“当今盛世修志，山西洪洞县志办公室，就国人传颂的洪洞迁民资料，博采史籍、方志、碑刻、谱牒、传说，辑为《洪洞古大槐树志》，这一部谱学专门史志，不是封建士族的家谱，而是移民之史、人民之史……可使凡来自洪洞者知道国人在五百年前都是一家，推而上之，在五千年前者是同胞，都是炎黄子孙。”
费孝通、李毓珍等学者也都对大槐树移民研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洪洞古大槐树志》于1988年出版后，学界围绕这个问题所做的论文和专著明显多了起来。据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乔新华在2007年的统计，从1988年以来，相关的论文约有20篇，论著也有10多部。
那些散布在各地的大槐树后裔，则不断为洪洞县志办寄来新的文献材料。河南焦作人刘观臣在 1982年8月看到《参考消息》刊登的征集迁民资料的启事告后，以至《洪洞古大槐树志》出版前后十余年间，先后来信（稿）95篇，期间他多方收集迁民资料，计家谱序13篇，碑文16篇，其它资料8篇，咏槐志诗词5篇，其中一些资料被《洪洞古大槐树志》采用。《洪洞古大槐树志》出版后，刘观臣又认真地进行了校对。
与此同时，前来洪洞寻根的大槐树后裔也逐年增多，本来王德贵、刘郁瑞所倡建的大槐树公园只是一个纪念性场所，但是眼见着寻根者络绎不绝地到来，洪洞大槐树公园管理所也有了“市场观念”，开始销售门票，并在景区内安排了讲解员，为访客讲解大槐树移民。
1991年，考虑着如何“让洪洞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挥”的洪洞地方政府也注意到了古大槐树的巨大潜力，“如果能够开发这一文化资源，以此来构建同广大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亲情联系，洪洞必将会得到更为广阔的开放空间。”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在洪洞县政府的推动下，首届大槐树寻根祭祖节于1991年4月举办，之后年年举办，“搭文化台，唱经济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