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除有法律和制度以保证墓葬安全之外，社会舆论也是一种强有力保障的武器。各个时期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不少有关盗墓者遭遇恶报的志怪故事。
例如《异苑》卷七写道：苍梧王士燮，汉末死于交趾，埋葬在岭南边境，这座墓葬经常浓雾蒙被，屡经动乱，没有遭到发掘。晋兴宁年间，太原人温放之 任刺史，“躬乘骑往开之，还即坠马而卒。”交趾太守温放之“乘骑往开”苍梧王士燮墓，亲自指挥盗掘，回程即“坠马而卒”。这一故事告戒人们盗墓行为的会遭 报应。
《博异志》有题为“杨知春”的故事，说开元年间，有盗墓团伙十人发掘一古墓，“发一丈，其冢有四房阁：东房皆兵器，弓矢枪刃之类悉备；南房皆缯 彩，中奁隔，皆锦绮，上有牌云：‘周夷王所赐锦三百端。’下一隔，皆金玉器物；西房皆漆器，其新如昨；北房有玉棺，中有玉女，俨然如生。绿发稠直，皓齿编贝，秾纤修短中度，若素画焉。衣紫帔，绣袜珠履，新香可爱。以手循之，体如暖焉。”盗墓者进入墓室，“各取其锦彩宝物，玉女左手无名指有玉环，贼争脱之。 一贼杨知春者曰：‘何必取此，诸宝已不少。’久不可脱，竞以刀断其指，指中出血，如赤豆汁。（杨）知春曰：‘大不仁。有物不能赎，卒断其指，痛哉。’” “众贼出冢”后，憎恨杨知春的劝阻，“共欲杀之”。然而，“一时举刀，皆不相识，九人自相斫，俱死。”故事所说墓中“有四房阁”的情景，除所谓木签文字 “周夷王所赐锦三百端”可能出于想象外，大多与考古发掘所知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分类放置的情形相符合。故事的主题，是参与盗墓特别是行为过于残虐者，必定 难逃恶报，“一贼杨知春者”之所以“获存”，正是因为略有恻隐之心，对于盗墓罪行有改悔之意。
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述僧人杨琏真珈盗掘宋帝王陵，“凡得金钱之家，非病即死。”“方移理宗尸时，允泽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无惧。随觉奇痛， 一点起于足心，自此苦足疾，凡数年，以致溃烂双股，堕落十指而死。”这起重大盗掘事件的发起者天衣寺僧福闻也遭到报应，“天衣闻僧者既得志，且富不义之 财，复倚杨髡之势，豪夺乡人之产，后为乡夫二十余辈俱俟道间，屠而脔之。当时刑法不明，以罪不加众而决之，各受杖而已。”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六“古墓”条下有这样的故事：宋人名叫张十五的，园中有古墓，因为家境贫困，发掘墓中财物。夜间听到有人说：有几件东西，差点儿被人劫取。张十五第二天又再次盗掘，将铜镜等随葬品洗劫一空。于是竟得“瘇毒”之病，每天狂叫“杀人”，直至死去。
袁枚《子不语》卷九有“掘冢奇报”条，说到“以发冢起家”的杭州朱某等人于一枯井侧发富人坟，得大石椁，不可开，遂纠同僧人诵咒开椁，于是： “诵咒百余，石椁豁然开”，突然，“中伸一青臂出，长丈许，攫僧入椁，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坠地，琤琤有声。”朱某与盗墓团伙惊奔四散。第二天前往察 视，坟墓全然不见，连那口井也消失了。而寺中确实有一僧人失踪，人们都知道是朱某唤去。朱某遭到控告，后来“以讼事破家，自缢于狱”。袁枚还写道：朱某陈 述盗墓经历，说道：“棺中僵尸不一，有紫僵、白僵、绿僵、毛僵之类。”他所经历的陵墓，有“圈门石户，广数丈，中有铁索，悬金饰朱棺”，以及“朱棺甚 大”，“有四铜人如宦官状，跪而以首承棺，双手捧之，土花青绿”等情形。
从朱某所陈述经历，确实堪称“以发冢起家”的盗墓专家，而最终遭遇恶报，情形也极端悲惨。当然墓中“青臂出，长丈许”的说法，只能是经过夸张渲 染的传闻。以上这些宣扬盗墓遭恶报的传说之所以盛行，是与社会舆论对盗墓行为的否定分不开的，它与官方法律、宗法制度一起构成了传统社会打击盗墓、维护社会人心稳定的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