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政府除了颁布法律条文严厉打击盗墓之外，各级官员对于盗墓行径亦不宽贷也反映出社会主流文化对盗墓的痛恨。《太平广记》有一个题为“奴官冢”的故事，说县有后汉“奴官冢”。起初，村人在当地耕作，每至秋收时，墓旁田地往往无故失去禾穗，以致连年歉收。农人苦之，于是夜间观察，看到四只大鹅从冢中走出，饱食禾穗，农人追逐，即逃入墓冢。村人久已听说“奴官冢”中埋藏宝物，于是相约开掘。初入墓道，见有鹅，鼓翅击人，盗墓者以棒反击之，“皆不复动。乃铜鹅也”。进入前墓室，得宝剑二枚，“其他器物不可识者甚众。”随即进入后墓室，“水深，有紫衣人当门立”，阻击盗墓者。盗墓者群拥而上，紫衣人冲出人群，直奔县衙，大叫：“贼劫吾墓！”门卫问道：“君墓安在？”回答说：“正奴官冢是也。”县令使里长到现场，盗墓者全数皆被擒拿。同书又有“严安之”的故事：天宝初年，严安之任万年县捕贼官。
一天正午时分，有黄衣中使骑马直驰入门，传布命令：城南十里某公主墓，现正被贼人盗劫。令你即刻前往捉捕，不得漏失！严安之即领所属携兵器前往掩捕。发现六七个盗墓者，正在发掘地洞，已经通达墓道，于是一并擒获。严安之令求传令中使而不可得，细思前后情态：“贼方开冢，天子何以知之？”后来审问 盗墓者，盗墓者答曰：“才开墓，即觉有异，自知必败。”至第一道墓门，看到有明器敕使模型数件，黄衣骑马。其中一人持鞭，“状如走势，袱头脚亦如风吹直竖，眉目已来，悉皆飞动。某即知必败也。”严安之回忆所见敕使状貌，正是墓中随葬的敕使偶人。故事细节当然基本属于神异传说，不能作信史读，值得我们注意 的，是地方行政管理部门重视对盗墓行为警戒和惩治的情节，这应当是历史真实的反映。
王士棻为清乾隆时代长期任职刑部的治狱名臣。《清史稿·王士棻传》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案例，邳州民有舅舅讼告甥者，“谓其发母墓，罪殊死。”王士 棻疑之，于是认真覆谳。原来外甥是前母之子，舅舅是后母之兄。后母嫌憎长子，舅舅诳之曰：你母亲的墓上有蛇迹。外甥与其妻前往视探，舅舅潜藏在墓群中，执 之诣县。王士棻考察得其真情，终于白长子之冤。这是一个可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与诉讼制度的实例，而我们所特别关注的，是“发母墓，罪殊死”的情形。《大清 律例》二七六“发冢”中，对36种情形分别处罪。其条例计22条，内容亦极详密，处罚都是严厉的。
在民间，无论死者生前的行为如何，入土为安，保证死者不受打扰是民间的共同认识，舆论对盗墓乃至所有破坏墓葬的行为的谴责，是由来已久的。相关现象，也体现出法律对盗墓行为严厉惩处的文化背景。
据《新唐书·张弘靖传》，唐穆宗长庆年间，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中仍然保留对安、史的崇拜，甚至尊为“二 圣”，于是“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然而适得其反，以致“众滋不悦”，使民意更为倾向安、史而背离朝廷。这正是因为“发墓毁棺”的做法过于极 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
北宋庆历年间，夏竦与石介有怨。石介去世，夏竦却对宋仁宗暗示石介叛国投契丹，宋仁宗于是遣中使发棺验之。提点京东刑狱吕居简当时就提出反对意见：万一石介确实死去，“是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他建议，石介去世一定有亲族门生会葬及棺敛之人，如果“召问无异，即令具军令状保之”，也可 以应对皇帝的诏令。于是广泛调查知情者，有数百人保证石介已死，“乃免斲棺”。从石介墓得以保全的实例可以知道，即使是贵为天下之尊的皇帝，也不能不顾忌 “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这样沉重的舆论压力。
明代制度“籍产不入茔墓”，强调罪责之惩处，是不可以用墓中随葬财物作为抵偿的。这样的规定，也是保障墓葬不被打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