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私人刻书成风，尤其是在富庶的江南、繁华的北京等地，私人开设的书坊书肆更是多得出奇。高鹗续写的《红楼梦》就是由程伟元以活字版排印出版的。程伟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书商”，高鹗就是他的一个“签约作家”。因为书坊是自负盈亏的，程伟元要考虑市场，因而就谎称，他曾见过120回的目录，甚至后40回的有些章节也为原本所有，不是他们妄意续貂的结果，这种做法类似于今天的“商业炒作”。
私人刻书业的发达给文化的保存、传播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给统治者出了一道难题：要完全禁绝吧，牵扯的面太广，会使成千上万的人衣食无着；任其发展吧，又担心这些私刻的书里有“悖逆”、“讪谤”内容。因而，除了制定一系列的“避讳”、“违碍”、“僭妄”条令以及收缴、窜改他们认定的“违禁”书目外，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制造“文字狱”。明清两代是中国“文字狱”最为发达的时代，尤以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为最。
据统计，那部乾隆自诩为囊括了天下所有书籍的《四库全书》，只收录图书3457 种，而焚毁或部分焚毁的竟达2665种。雍正时宣布大学者吕留良的书为“大逆之书”，而当时吕留良和他的儿子吕葆中、弟子严鸿逵已经死了，雍正还命令人开棺戮尸，并从尸体上割下脑袋示众。他的另一个儿子吕毅中“斩立决”，诸孙从宽免死，但都发配宁古塔为奴，出版吕留良著作的编辑车鼎丰、车鼎贲兄弟判“斩监候”，家产全部折银充公。1761年，钱谦益案发。乾隆命翰林院删除钱的诗文，斥其为“乱民”、“非人类”。过了几年，乾隆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细致地收缴钱谦益著作的每一页刻板，不许片简遗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