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是否就说明当时的官府和检查制度是更残酷、更黑暗、更无所不用其极的呢？不能。因为要论起来，明清时期至少有以下两个优点———当然，如果你不同意，也可以叫“特点”：
第一，书坊私有。除了刊刻《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以及为政府部门刊印《国朝典汇》、《大义觉迷录》等教材和“主旋律”书籍的官有刻坊外，明清两代的大部分书坊都是私有的。尽管这种“私有”只是名义上的，但至少比连名义上也没有强得多。因为政府没有一项法律保证这些字版、刻模、纸张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谓的“不可侵犯”，只是相对其他私有者而言的，一旦碰到强大得无所不能的官府，所谓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就成了一句空话。但不论怎么说，这些书坊至少在形式上保留了私有的产权，和那时的茶馆、酒肆、药店、当铺一样，成立之前不需要到官府注册，它的发行商也不会被诬为“二渠道”。出什么书，出多少，发给谁看，完全由老板自行决定。出版之前不需要到官府领取“书号”，更不需要向有关部门“报选题”。因为我们在“程甲本”、“程乙本”的《红楼梦》书上，都没有看见“条形码”以及“清礼部核字第×××号”的字样。因而这些书商，如车鼎丰、车鼎贲兄弟，有因出版“违碍书”杀头的，但没有一个是以“倒卖书号”坐罪的。
第二，事后审查。明清两代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但都是事后因奸人告发，或皇帝本人亲自审阅查出来的，没有事先不让出版的说法。究其原因，主要是明清两代的皇帝太笨，不懂得把“悖逆”消灭在萌芽状态，不然就用不着动用那么多的警力，劳民伤财不说，还给自己留下了骂名。
历来的文字狱靠的都是两股势力：一是民间告讦；二是官吏吹求（“吹求”就是“吹毛求疵”，这是清代文字狱的专门术语，指穿凿过甚，株连太广）。前者引发文字狱，后者做成文字狱。二者相辅相成，如影随形。可惜的是，随着文明潮流的浸洗，自由观念的深入，今天的人们已不大愿意通过出卖邻居和朋友献宠邀恩了，因而“民间告讦”一途基本绝迹，剩下的唯有“官吏吹求”了。但“吹毛求疵”也必须有“毛”才能“吹”，“捕风捉影”也必须先有“风”，有“影”才能捕，才能“捉”啊。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领导工作真是寸步难行。公开地胁迫对方交出违禁内容，越来越不得人心。有良知的企业已不大愿意为了利润冒天下之大不韪。管理部门为了获得需要的信息，只能依靠别的办法。比如，派两个黑客去偷，就是个好办法。
这办法虽然古人不曾用过，但在西方却偶有所闻。综观明清两季的文字狱，都是一经怀疑，立即查抄，该烧的烧，该毁的毁，该杀头的杀头，该流放的流放，倒也正大光明，没有听说雍正派人到吕留良家中，趁丫鬟倒水不注意，偷拆私人信件，也没听说乾隆派大内高手潜伏于钱谦益的书房梁上，窃听钱和柳如是的谈话。倒是号称“民主国家”的美国有偷窥先例。“水门事件”中的共和党人为了掌握对手民主党人的竞选动态，潜入民主党的总部所在地“水门大楼”，盗取资料未遂，导致全国舆论哗然，总统尼克松黯然下台。这正应了“五四”时期的一句谚语，叫“外国也有臭虫”。但仔细研究后发现，即使这个臭名昭著的事件，也和黑客攻击有本质的不同：一是结果不同。“水门事件”直接导致总统下台，使得所有涉案的人或辞职，或收监，或曝光于媒体，个个灰头土脸。这说明民主制度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因而正确的表述是“最不坏的制度”。二是目的不同。“水门事件”不管手段如何，目的是为了竞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