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到宋，从古到今，拆迁与违章就像一对情不投意不合的兄弟，一见面就扭打，却又不得不常常见面。但拆迁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字眼。试想，大批抵制拆迁的老百姓，分别从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等九个城门，源源涌入京城，聚在天子脚下，这是什么景象？再试想，这么多人挟着被子铺盖，不是盘踞衙前请愿，就是露宿街头抗议，这又成何体统？
权贵是拆迁的真正阻力
实际上真能侵占好风水好地段的违章建筑，都是有权势者，抵制拆迁违章建筑的有效阻力也来自这些人。富贵人家虽然没有“蜗居”的窘迫，但他们因追求炫耀享乐而违章占地的情况更加猖獗。如唐武宗时官任宫苑使的韦让，“于怀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到宣宗时被巡使举报，被拆掉了。宋高宗时，官至昭庆军承宣使的王继先，以献媚秦桧并与秦夫人王氏叙为姐弟，由此起家，于是在京城大兴土木建豪宅，占用居民住宅数百家，甚至侵占了官街，堵塞了运河，而且屋宇楼台都是那么的雄伟壮丽，京城里的人都称之为“快乐仙宫”。因为主人是政府首相的小舅子，身份太“牛”，所以竟没人敢对这一处号称“快乐仙宫”的违章豪宅说半个“不”字。
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2月，因为占地违章太多而导致京城街道狭窄，中央特命令右侍禁閣门祗候（官职名）谢德权负责整治。于是谢德权先要拆除权贵们的房舍，结果当然是遭到了他们的抵制，最后中央下命令终止拆迁。然而老谢也是个硬骨头，偏偏不接受命令，直接面见最高领导人，说道：阻挠拆除违章建筑的除了有权势者之外没有别人，他们就是贪图出租房屋的租金。要我停止拆迁的命令，臣是宁死也不敢接受的！皇帝没办法，只得答应了他。
铁面无私的黑脸包拯在当开封府的“一把手”时也做过这种“刺儿头”：豪门势族争相建造花园水榭式的水景房，以至于堵塞河道，污染了环境不说，甚至引发水患。于是老包下令全部拆毁。不过，像老谢、老包这等敢于碰硬的人是极少数。
北宋徽宗时期，吏治腐败到无可收拾，而君臣还在做太平盛世的春秋大梦，皇帝本人大兴艮岳、明堂、延福宫等享乐型设施建设，同时又经常给讨他喜欢的官员“赐第”，像蔡京、高俅、王黼、童贯等著名的“贼臣”，都获得过在东京被赐豪宅的“恩典”，有的还不止一处，如蔡京曾经两次被赐第，一在都城之东称东园，一在城西闾阖门称西园。据记载，仅西园一处就占两坊面积，自梁门街沿汴河呈南北方向延伸，且有人工开凿的景龙江与宫城相连，是徽宗等人到此游玩的通道，河上的石桥也因此被称作“蔡太师桥”。园邸内部，再分为蔡京自居的“太师第”，以及儿子蔡攸等分居的“枢密第”、“驸马第”、“殿监第”等，各 “极天下土木之工”，用现代话讲，全都是“至尊极品”。还有王黼，也是两次赐第，一处在大相国寺东面的昭德坊，另一处也在城西闾圔门外，称西村，规模景致可与蔡京西园媲美。“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彼等“天上人间”般的享乐，由此可见。
然而，新贵们极尽奢华的豪宅生活，却是以众多民房被强行拆毁为代价的。其实朝廷“赐第”时实际给予的国有房地产，占地面积十分有限，后来所达到的占巷跨街的宏大规模，都是靠开封府拆除周边民众住宅才得实现的。而此类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强制拆迁，多无等价补偿和妥善安置，所以很快形成当时最刺激社会神经的一个痛点。一则来自历史现场的报道说：蔡京的西园“毁民屋数百间”。某日，在园中赏景的蔡京问身边人：“西园与东园景致如何？”有人答：“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西园人民起离，泪下如雨。可谓东园如云，西园如雨也。”再如另一个列名“六贼”的朱勔，也是“在京则以养种园为名，迁徙居民以为宅所”。这类事例非常之多，只是还没有达到蔡京这等程度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