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违章从何而来
就起因而言，古代的拆迁有违章拆迁、工程动迁、移民动迁等多项分类，以违章拆迁为最多，并且常与其他拆迁相交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违章建筑需要拆迁呢？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商品经济发展对坊市制度的冲击。一般认为汉代已有坊市制度，其本质是将住宅区和商业区分开。居民住宅都建造在用墙围起来的“坊”内，出入必须通过有专职保安看守的坊门。除三品以上高官，其他官民绝对禁止临街启户开窗或接檐起楼。要做生意，另有也是用墙围起来的“市”，市门早开晚闭，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到唐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封闭的坊市制度逐步被破坏了，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朝廷发过一个文件，说是各坊市有很多沿街违章搭建现象，要求全部拆毁，同时点名要求京兆尹李勉将拆迁违章建筑作为工作重心。居民住宅侵占街道面积的目的多半是“居民住宅改商用”，是为了破墙开店；至于商业区即“市”的破墙，肯定是为不受市门关闭限制以延长营业时间。令人惊讶的是，这项由中央发文件、京兆尹亲自督责的拆迁行动，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其后大历十四年6月1日，中央再次发文所披露的情况，比此前更为精彩：“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楼阁临市人家，勒百日内拆毁。”就是说违章建筑已经从铺面发展到楼宇了。到了五代，随着住宅区与商业区相隔离的布局被彻底摧毁，门户向街就不再是违章了。我们看《清明上河图》中的商店，几乎都是朝街“裸”开，前铺后宅的情况也不少见。
二是城市化浪潮促成住宅需求激增。如唐德宗时户部侍郎苏弁称，现在京师仅仰仗市场为生的“游手堕业者”就有数千万家，全是没有“土著生业”的外来人口。《长安志》在分析长安人口构成时，也极言流动人口比例太高，“盲流”不可计数。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多靠占地型违章建筑解决，其中不少是原住居民和街道管理人员，乃至驻军和其他单位利用营房、办事处官房，违章扩建后出租给他们。
为防治违章建筑，历代多有相应的管理体制和措施，如宋代真宗时，因京师侵占街面的违建现象蔓延，中央要求开封府街道司在每条道路的两边竖立木杆式标记，居民建房不许超越标记所定界限。但是同样的文件后来又一再下发，可知收效甚微。
这种屡禁不绝的现象，到了南宋就更加泛滥了。或许是玩腻了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后来朝廷给临安府发文，语气似乎宽容了许多：除大面积侵占官路严重阻碍交通必须拆毁外，其余过界添盖搭建的，都可以由当地主要领导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看来沿街搭建就像当年的破墙开店一样，都是城市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