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宫天王殿前矗立着一块碑文，即御制雍和宫碑，是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专为雍和宫改庙所立。碑中写道：“念斯地为皇考藩潜所御，攸跻攸宁几三十年，神爽凭依，倘眷顾是……规制略备……深惟龙池肇迹之区，既非我子孙析圭列邸者所当亵处，若旷而置之，日久萧寞，更不足以宏衍庆泽，垂焘于无疆。曩我皇考孝敬昭事我皇祖，凡临御燕处之适且久者，多尊为佛地……”这是乾隆皇帝写下来留给后人看的，它部分告诉我们，像这样一座由雍正居住近三十年的“龙池肇迹之区”，子孙后代是无人能住，也不该住、不敢住的。但是，如若长久闲置，必然显得荒凉，更不足以“宏衍庆泽”。作为后生，必然要用一种最完美、最恰当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父亲。乾隆皇帝最终选择了将它改为一座皇家寺院，而且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再选一些“高行梵僧”居住在这里，这样，“香幢宝纲，夕呗晨钟”可以萦绕其中，“予小子瞻仰之余，间一留止，缅忆过庭，怵惕兴慕”。这可以算作是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原因之一。
从雍和宫改庙后乾隆皇帝在雍和宫的良苦用心来看，这段文字显然没有告诉我们他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的真正原因。因为在乾隆时期，仅仅是一座喇嘛庙，它却发挥着即使是千军万马也难以起到的巨大作用。一座寺院何以能如此？
其实，早在康熙、甚至更早的时期，清朝的创始人皇太极以及顺治皇帝就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结下了很深的渊源关系。康熙时期，为防止蒙古准噶尔部东犯，当时清朝派驻长城古北口总兵蔡元曾上奏康熙皇帝请求修理倒塌了的万里长城，以抵挡大漠以北的强大的蒙古族入侵，康熙大帝曾做过这样一首诗：“万里经营到天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民生力，天下何曾属尔家。”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清朝皇帝对藏传佛教重要性认识的最精辟、最典范的概括。只是乾隆皇帝将这一切进行得有声有色、将这一切做得人情入理。
三世章嘉·若比多吉——乾隆皇帝相伴相读十余载的好友、乾隆皇帝佛学造诣方面的导师、乾隆皇帝治理蒙、藏事务中的得力助手。关于雍和宫改庙，乾隆皇帝曾经和他有过如下交谈：“佛教之弘传及长久住世，全仗讲论佛法之经院，若修建闻修显密教言等一切学科之经院，对佛教之弘传大有利益……皇祖及先帝在位时，广弘佛法，康熙皇帝与前辈章嘉活佛虽然在多伦诺尔之汇宗寺建立了讲修显密的扎仓，但在京并未建立讲经之扎仓。现在，我们施主与上师二人若在京城宫中创建寺院，内设闻思显密学识的若干扎仓，定会使佛教兴盛。”
乾隆皇帝真的是为了在此弘扬佛法？也有说法，他是为了给自己的同窗好友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其实，不管是怀念先祖，抑或是为弘扬佛法，这都是乾隆皇帝的一家之说，哪种说法也都合情合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以及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后所发挥的作用来看，作为一代帝王的乾隆皇帝，面对复杂的蒙古、西藏问题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一定还有着他更为直接和重要的目的。我们不妨走进清朝建国以来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领袖之间漫长而密切的交往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