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沙群岛上有一处唐宋时期遗址——甘泉岛唐宋遗址,但由于未经同位素测定年代,外国人拒绝承认此事,并认为此事仅为“可能事件”,导致在英文维基百科上西沙群岛早期历史全部成了越南史。因此,强烈建议有关专家测定其年代,以让外国人充分了解中国自古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
西南中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事实证明,我国人民最早发现这些岛屿礁滩,长期以这些岛屿礁滩为基地进行渔业捕捞生产和居住,世代相继对这些岛屿礁滩进行辛勤的开发和经营,我国政府最早对这些岛屿礁滩实行管辖和行使主权。西南中沙群岛历来在我国广东省人民政府管辖之下,1988年海南建省,即时,将这些岛礁及其海域划归海南省管辖。
(一)我国人民最早发现和开发这些岛屿礁滩
据古藉记载,远在泰汉时代,我国已经有了大规模的远洋航海通商和渔业生产活动,南海已成为当时重要的海上航路。从此,我国人民频繁航行于南海之上,穿越南海诸岛,最早发现了这些岛屿礁滩,并予以命名。
东汉班固(公元32—92)撰写的《汉书·地理志》中已有汉武帝派遣使臣从南海航行海外各国的记载。书中完整描述了自广东徐闻出发,经南海,历数国,远至今日印度东南部的康那弗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航行路线。
公元226年,三国时的东吴孙权派朱应、康泰出访东南亚各国,船队航经南海到达扶南(今柬埔寨)等国,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康泰回国后根据经历所写成的《扶南传》,对南海诸岛的地理情况作了准确的记载。
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紧莱,对外交往增多,特别是宋初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以后,在南海的航行和生产更趋频繁。当时对南海的航路以及岛屿的位置、名称等都已有较详细的考察和记载。南宋周去非在《岭南代答》(1178年成书)中载:“…东大洋海,有长沙、石塘数万里”,此中的“长沙”、石塘”指的就是南海诸岛。长沙是以沙岛为主的珊瑚岛,石塘是以环礁为主的珊瑚礁。赵汝适在多方调查询问并参考《岭南代答》的基础上撰写的《诸蕃志》(1225年成书)中指出:“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以琼为督府,今因之。…至吉阳(今三亚市),乃海之极,亡复陆涂。外有州,曰乌里,曰苏吉浪,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渺茫元际,天水一色”,这里不但指出了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是我国的南海诸岛,而且也说明,早在唐代已经将西南中沙群岛划归海南岛的振州(宋时改为吉阳军)管辖。
明清时期,我国许多图、藉、方志对南海诸岛的记载已经不胜枚举。从地图方面来说,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长期航行南海,绘有《郑和航海图》,后载入茅元仪《武备志》。该图标出了石星石塘、万生石塘屿、石塘等岛群名称和相对位置。及至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的附图《四海总图》,已经明确标绘有四大群岛的地名和位置。当时称东沙群岛为“气沙头”,西沙群岛为“七洲洋”,南沙群岛为“石塘”,中沙群岛为“长沙”。后来,清政府在开展大规模全国地图测量的基础上,编绘了多种地图。在1716年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图》、1724年的《清直省分图》、1767年的在《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800年的《清绘府州县厅总图》和1818年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等这些官方舆图中,都在海南岛的东南方绘有南海诸岛,列入中国疆域版图。
从古藉方面来说,郑和“七下西洋”的随从人员费信著《星槎星览》、马次著《瀛涯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等书,其中对南海及南海诸岛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当时出现的航海著作,如1527年顾蚧的《海槎余录》、黄衷的《海语》等书,对南海航行、岛礁分布及地理特征都有详细的描述。当时出现的海防著作,无不把南海诸岛作为我国海防的“门户”和“天堑”。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海防辑要》一书,就把西沙群岛等岛屿列为我国的海防区域。
从方志方面来说,明清两代是方志鼎盛的时代,由官方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万州志》等等许多地方志书,都辑录有西南中沙群岛的资料,列为海南岛的附属岛屿。其《广东通志》中就有:明武宗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立海防营于万州”的记载。还可以正德《琼台志》中看出当时已把西沙、南沙群岛作为我国的海防区域。
我国人民开发西南中沙群岛的历史渊源流长。据考古发现,在西沙群岛的甘泉岛有一处唐宋遗址,出土一批唐宋瓷器、铁锅残片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品。这无可辩驳地证明,至少从唐宋时期开始,我国人民就已经在西沙群岛居住和生产,早已经是西南中沙群岛的主人。及至明清时代,我国人民在各岛屿上保留了大量遗迹。包括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金银岛、珊瑚岛、东岛、北岛等岛礁相继出土一大批明代和清代的铜钱、瓷器及其他生活用品;还包括在西沙群岛的各主要岛屿上都发现我国渔民所建的古庙遗存。仅赵述岛、北岛、南岛、永兴岛、东岛、琛航岛、广金岛、珊瑚岛、甘泉岛就有古庙十四座。在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中业岛、南威岛、南钥岛、西月岛等也都发现有古庙遗存。这些庙字有些是明代建造的,大部分是清代所建。同时,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上,还挖掘有多块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石碑。这些石碑多为当时莅岛视察的政府或军队要员所立的纪念碑。
我国人民开发西南中沙群岛的历史还可以从世代传抄的《更路薄》中得到有力的证明。《更路薄》是我国沿海渔民的航海针经书。据考证,现存的手抄本《更路薄》产生于清康熙未年,可追溯至明代。它详细地记录了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名称、准确位置和航行针位(航向)、更数(距离)。如琼海渔民苏德柳、卢烘兰等等的手抄本《更路薄》,具体标明了航行到西沙、南沙、中沙各岛屿的主要航线和岛礁特征,这是我国人民开发西南中沙群岛的最直接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