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炎帝神农文化与道家道教的关系
炎帝神农氏是继伏羲氏之后的又一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大约生活在距今5500年至5000年之间.几千年来，炎帝受到华夏子孙的崇拜和敬仰，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目前学术界对炎帝生活的年代及主要活动区域还有许多分岐，但根据专家学者们多方考证，多数认为，山西高平、陕西宝鸡、湖北随州、湖南炎陵县是全国四大炎帝活动的重要遗迹区。但也有专家指出，全国四大炎帝活动的遗迹区是在炎帝部族漫长的2000年迁徙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布局。关于炎帝发展的源流问题、出生地和归葬地等问题上，史学界尚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但关于炎帝神农文化的定位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农业之祖和医药之祖。这两方面又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道教颇有关联。
炎帝神农氏……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汉书·律历志》)
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周易·系辞下传》）
炎帝神农氏磨唇鞭芨，察色胜，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味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活命。（《路史》）
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炎帝神农氏发明了农业和最初的生产工具耒耜，是原始先民从采集狩猎的野蛮时代过渡到农业定居的文明时代，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开端。第二，炎帝神农氏亲尝百草发明了中草药，用以医治人民的疾病，从而结束了原始人类得病不知病，得病无医的时代，成为中国中草药的发明者和中华医药的始祖。
农耕文化奠定了农耕文明，在这种文明系统中形成了人们务实、温和的特性，中国人民生活的目的是“长命富贵”，极其重视现世生命，使自已祖祖辈辈在自已生活的那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老子》中就有许多这种贵生思想。把“宠”、“辱”视为身外物，真要做到贵生就是漠视外在的宠辱毁誉。这样的人，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才能担当大任，才能托付天下。《老子》中还有许多这样养生思想理论。
道家的贵生思想发展到道教，就成了追求“长生不死”和“肉体成仙”，这也是道教不同于世界其他宗教比如佛教重来世思想的原因。
神农的“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卫”与道教“无为而治”同出一辙，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我们再从“医道同源”、“十道九医”方面来看看炎帝神农文化和道教关系。炎帝神农氏采集百草，发明中草药，我国最古一部药物学经典叫做《神农本草》（后人整理而成），具载上中下三品的药共三百六十五种，在中医学上具有很高的价值。同样道教在传承和发展我国的中医理论方面具有很大贡献。如南北朝时期多才多艺的道教学者陶弘景（出家人），在药物学和医学方面就有很大的成就。曾整理《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载药物730种。首创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本草学发展颇有影响。另著有《补阙肘后百一方》等医学经典。
道教的另一位学者葛洪（出家人）的《抱朴子·内篇》也曾引用了《神农四经》，虽无法断定《神农四经》即是中医界盛称《神农本草经》，但该书也是将“丹砂”作为上品之药。葛洪在中医学上的重大贡献还撰有《肘后备急方》八卷。
陶弘景和葛洪在道教史上都是做出重大贡献的集大成者，他们都在中医学上有突出贡献，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正是“医道同源”、“十道九医”的有力例证。
由此可见，炎帝神农为华夏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至尊，神农文化是道教文化的母体，道教文化是神农文化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