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流放江湘，他在《涉江》中写道：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这也是战国时代韶山自然面貌的写照。邻近韶山的湘乡，那时人文却已相当繁盛。湘乡县城郊牛形山，发掘了一条带状大型战国墓群，从东北至西南绵延10余公里，计5000多座，除出土农耕器具、生活用品外，主要是戈、矛、剑、镞和车马器。已清理的两座中型战国墓均为二棺三椁，墓坑分别为五级、九级台阶，墓主当为卿大夫一类贵族。这说明，随着华夏族的南移，土著三苗族不断西迁，到战国，湘乡这块土地已成为楚地汉民族向西南开拓的前沿阵地。
显然，韶山也处在同样的地位（今韶山在湘潭、湘乡和宁乡交界处，其中与湘乡有50多公里的接壤，受湘乡文化影响极深）。
这种地位，到东汉时更加突出。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刘备分荆州；二十四年（219年），孙权独吞荆州。孙、刘大战，使得韶山大受影响。从东汉起，韶山的尚武精神的基础也就形成了。这种精神的大大强化，却是在毛泽东出生前后。
清咸丰二年（1852年）初夏，太平军攻占全州，乘胜入湘，湘乡大办团练；冬，太平军攻陷武昌，清廷令守孝在籍的湘乡人曾国藩为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氏在湘中（湘潭、湘乡、韶山一带）大肆招兵买马，激发起韶山历史上空前的一次从军热潮。
这次热潮兴起的原因，与曾国藩大力提倡“忠义血性”的尚武精神有极大关系。曾国藩在咸丰四年发布的《讨粤匪檄》中，号召人们起来坚决镇压信奉“拜上帝教”的太平军，以维护封建的国家正统。曾氏的号召，起了最大作用的地方当然是他的家乡，湘乡有数万人先后参加湘军，战死沙场或病死在军中的达15625人！
韶山，这一块小小的地方，根据各姓氏族谱的不完全统计，投入湘军的也有上千人（韶山毛氏家族就有百人以上）。其中有数十人位至提督、总兵等高官。
清末，韶山受湘乡影响，掀起如此一场前所未有的从军热潮，就连韶山冲那样长期浸泡在儒的仁义、佛的博爱、舜帝听韶乐、三女升仙的平和气氛中的世外桃源，也被曾国藩鼓起了狂热激情――仅韶山毛氏家族就有上百人参军，二三十人得到封赏，其中毛有庆、毛正明、毛恩毅（道光二十六年－－光绪十七年）官至提督、总兵。
从镇压太平天国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及至辛亥革命，韶山都有人参加。
这中间，毛有庆、谭拔萃、谭修升、张伟卿等人颇有可称道之处：
谭拔萃于咸丰三年（1853）投湘军王鑫部刘松山营镇压太平军，同治四年（1865）随队入山东攻打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由哨长升到副将衔参将、提督衔总兵。到光绪二年（1876）即率部参加左宗棠指挥的收复新疆战役，平定英、俄支持的阿古柏军入侵，光绪十年因伤病死于军中，朝廷以记名提督、加赏一等轻车都尉。
谭修升于同治十二年（1873）投湘军左宗棠部，光绪二年（1876）随左入新疆，参加平叛、收复新疆战役，在吐鲁番、托克逊、达坂、玛纳斯、乌鲁木齐诸役中屡立战功，升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协副将，授武威将军。民国初，他仍率军守阿克苏，授陆军中将衔，投军后未还乡也未在家乡置田产，1919年卒于任所。
分析韶山历史上这一次从军热潮，起因在于民众对太平天国的模糊认识――太平军被官府称为盗贼，其本身又未很好地从国情出发唤醒民众，在外国势力大肆入侵的时候却提出“拜上帝教”，此“上帝”虽非彼“上帝”，却是不合国情的，这便很容易为曾国藩这位大儒利用，一当曾氏大倡“忠义血性”的儒家伦理，便很快为下层知识分子乃至民众相信。要强调的是，虽然韶山人随曾氏出楚，对于推动历史的进程并未起到大的积极影响（有少数人参加了抗击帝国主义入侵），但自此，军人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名词，尤其是一批提督、总兵出现之后，韶山的各姓氏家族顿觉门楣生辉，尚武精神蔚然升腾！此后，参军成为一大时尚。毛氏宗祠大门下联为“捧檄家声”，即体现出这种精神！
毛泽东正是在这种精神中诞生，又在这种精神熏陶中长大的――他的家族中，远有毛有庆、毛正明、毛恩毅（道光二十六年－－光绪十七年），近有堂伯父毛麓钟、父亲毛顺生，他们都曾在军中干过。无疑，从故乡对毛泽东的影响来看，尚武精神，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其影响在于，毛泽东自小生长在这种尚武的环境里，一种军人气质便潜移默化地进入到他的身心！他后来投笔从戎，参加湖南新军，乃至于成年之后，统数百万大军驰骋大江南北，成为威震世界的伟大军事家、战略家，都不能不说与故乡的尚武精神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