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丰富文物说明，杭州最早人类活动的原始村落，已具有江南特征的民情风俗。他们有的在山上构建半穴居式的房屋，有的已在地面上架设适应地势低洼的干栏式屋舍。他们利用石头打磨石犁、石锛，从事稻谷、芝麻等农耕生产；利用弓箭、石刀，从事狩猎活动；凿刻独木舟，编织渔网，进行捕鱼作业，形成了原始农业生产上的一整套习俗。他们还能用石轮纺织麻布，用石针缝制衣服，雕琢精美的玉器和烧制陶器，来改善、装饰自己的生活。
春秋战国时，杭州地属越国或吴国，后并于楚。秦汉时杭州地开始建县，当时的钱唐县是武林山麓一个小县，临江滨海，以水为邻。《汉志》载：“吴粤之君皆尚勇，故其氏好用剑，轻死易发，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数与楚接战，互相兼并，故吴越风俗，略与楚同。”
隋朝置杭州，兴建州城，开凿江南大运河，对杭州城市发展起到奠基作用。《隋志》载：“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信鬼神，喜淫祀。”又载：“吴郡余杭，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辏。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
自唐以后，杭州进入全国著名城市的行列。杭州的城区从城南的江干扩大到城北的武林门。城市人口从原来的1。5万户猛增到10万余家。经济繁荣，还与日本、朝鲜等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杭州已成为“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随着杭州城市的发展，社会风俗也渐趋都市化，生产、居住、饮食、服饰、婚丧、岁时、庆典、礼仪等民情风俗，都有了相应变化。诗人白居易曾在他的诗中，讴歌唐代杭州“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的社会风俗，“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岁时风俗，“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的西湖夜游风俗。
杭州的民情风俗自北宋以后，变化较大。首先，杭州曾经历我国历史上两次人口南迁的影响，形成南北风俗的大融合。西晋时，北方屡遭战乱，晋室南迁，北方的士大夫甚至平民也随之纷纷渡江，云集富庶的三吴(吴兴郡、吴郡、会稽郡)地区，南方大片土地都成为东晋贵族的田庄。因此，北方风俗也影响杭州。特别是北宋末年，北方女真贵族入侵中原，赵宋政权南迁，建都杭州，大批士庶渡江南下。南渡的北人将原有的家法礼俗一并带到南方，使杭州原有的民情风俗起了很大变化。
杭州，作为南宋的都城后，经济日益繁华，社会风俗更加多样。当时，杭州已成为北方商贾集中的地方，尤其从汴京迁来的军器制造、土木营造、纺织、印刷等工业和手工业作坊，纷纷在杭州重新建立基地，商贾也纷纷开店设肆。云集的商品，丰富的民物，使杭州出现许多著名的街市，如米市、菜市、羊市、鱼市、肉市、柴市以及花市、灯市、珠宝市、猴市等等，至今在杭州仍保留着许多相关的街巷地名。《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当时杭州有四百四十行，一条横贯南北的御街，或称“天街”，从北首的斜桥向南，一直通到凤山门，路面均铺石板，两旁商肆林立，“无一家不买卖者”。南宋《梦粱录》载：“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不但白天营业，夜市也与日间无异。“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趁早市者，复起开张”。
当时杭州最多的是饮食行业，市民宴饮、品茗成风。据《都城纪胜》记载：“京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设。”这些店铺都还保持北方饮食习惯，以适应南渡北人的口味食俗，连南宋皇帝赵构也怀念乡情，要去品尝一下宋五嫂亲手烹制的北方鱼羹美味，因此，“宋嫂鱼羹”这道名菜一直流传下来。
“南人吃米，北人吃面”。杭州人本以米饭为主食，后因北方流寓人多，面食骤然增加。北宋京师上层社会妇女的衣饰，南渡后也传到杭州。连最时髦的“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等化妆品，也在杭州逐渐流行起来。《梦粱录》“民俗”条曾记载这样一件事：“自淳佑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成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南宋杭州的岁时风俗，在南渡初年，与北方风俗还有很大差异。但到南宋末年，经一百五十多年长期的揉杂以后，南北风俗已渐趋于融合。如将吴自牧《梦粱录》中所记南宋末年杭州岁时风俗，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北宋汴京岁时习尚作一比较，几乎两者之间，没有很大差别。明人沈士龙为《东京梦华录》作序中说：“余尝过汴，见士庶家门屏及坊肆阖扇，一如武林，心窃怪之。比读《东京梦华录》所载：‘贵族士女小轿不垂帘幕，端阳卖葵蒲艾叶，七夕食油面糖蜜煎果，重九插糕上以剪彩小旗，季冬二十四日祀灶，及贫人妆鬼神逐祟’，悉与今武林同俗，乃悟皆南渡风尚所渐也。”
南宋杭州的婚娶、育子、满月、百日、周岁的仪式礼节，也渗入了中原的习俗，娱乐风习也有不少是继承北方遗留下来的习俗。北宋汴京有“瓦舍”，南渡后的杭州也出现了游乐场所“瓦舍”，而且为数众多。影戏的初时只以素纸雕形，南渡后用羊皮加上彩色装饰。说唱诸宫调的，汴京有孔三传编传奇灵怪，入曲说唱，后杭城有女艺人熊保保及后辈女童仿效学唱。随着北人的南来，连奉祀的神庙，也迁建杭州。
北宋士大夫崇尚园林，也成为南宋官僚阶层的一种习尚。当时，西湖四周都建起园苑。《梦粱录》中说：“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挹两峰，亭馆台榭，藏歌贮舞，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矣。”元朝李果《风俗通义》题辞中说：“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宋室南渡，君臣耽乐湖山，过着花天酒地的奢糜生活，上行下效，也形成市民阶层“四时幽赏”、行乐西湖的风气。
杭州都市风俗经过南北融合，已基本上在生产、生活、婚丧、岁时、娱乐等方面逐渐形成一套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风俗习尚。
元、明、清三代都继承、发展了这些风俗。同时，元、清两代因少数民族掌握中央政权，影响所及，杭州民情风俗还渗透、融合了蒙、满族的部分风俗。清时还有因对清廷统治不满，专敲穿黄马褂的清贵族的竹杠，出现了“刨黄瓜(褂)儿”等杭州俗语。
杭州的民情风俗，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具有浓重的封建色彩。但自鸦片战争以后，杭州的近代风俗受到西俗的影响，经常出现旧俗中有新的因素。新俗中又有旧的形式等新旧交错的复杂现象。辛亥革命后，杭州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婚姻礼教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社会、礼仪习俗，相应起了变化，但是，由于民间风俗的传承性，有的习俗仍在延续。而且，在接受外来西方文明的同时，有些坏风陋习也传人进来。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杭州市的民情风俗起了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的巨大变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歪风邪气、陋俗恶习有的被清除，有的被取缔，新的社会风气正在逐步形成。
新的社会体制的建立，使旧的家庭体制起了相应的变化。原来杭州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墙门结构已基本解体。随着《婚姻法》实施，男女婚姻自由，封建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已经废除，晚婚和计划生育，以及尊老爱幼，正成为新的社会风尚。丧葬方面，也作了改革。春节、端午、重阳、冬至等传统的古老岁时节令，大部分都保持原来的习俗，并增添一些新内容，如春节前后的“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向离退休老干部、职工慰问拜年；清明时节青少年祭扫革命烈士墓，等等。此外，还新增“三八”妇女节、“三一二”植树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一四”母亲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九九”老人节、“九十”教师节、“十一”国庆节等新的节日。
但是，在出现大量新风的同时，还有许多旧俗，甚至陋俗，不时沉渣泛起。为把杭州建设成为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杭州市正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承优良传统，改革陈规陋俗，塑造杭州新形象，树立一代新风尚。
杭州历代丰富多采、复合多变的民情风俗，引起古今文人学者的关注，产生了多种记述杭州民情风俗的著作，这为我国民俗研究增添了珍贵的篇章。
杭州是南宋的京城，都市民俗空前发达，在《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和《武林旧事》等著作中有着充分的描述，成为研究南宋杭州民情风俗的重要文献史料。成书于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全书共有市井、诸行、酒肆、食店、茶坊、四司六局、瓦舍众伎、社会、园苑、舟船、铺席、坊院、闲人、三教外地等十四门，大都为民俗事项。《西湖老人繁胜录》注重南宋都城的民艺、民社、民食、民乐记载，反映市民文化生活和游艺活动情况，显示出繁胜的杭州民俗。《梦粱录》为南宋钱塘吴自牧回忆之作，全书二十卷，前六卷以岁时为序，记述杭城风俗，后十四卷记杭州都城建置、西湖风光、塔院铺肆、历代人物、民俗、物产等等。其中如湖船、观潮、祠祭、山川神、古神祠、土谷祠等具有浓厚的杭州地方民俗特色。《武林旧事》为周密所辑，全书十卷，民俗材料以卷二的元夕、舞队、灯品，卷三的祭扫、浴佛、迎新、端午、乞巧、中元、中秋、观潮、重阳、冬至、岁除以及卷六的诸市、瓦子勾栏、酒楼、诸色伎艺人等最为详实。
南宋以降，以专著记述杭州民情风俗的，有南宋周密《乾淳岁时记》、明代陈善《武林风俗略》、清代范祖述《杭俗遗风》、王同《武林风俗记》等。范祖述的《杭俗遗风》，全书分时序、乐善、声色、婚姻、丧葬、寿诞、排场、俦品、饮食、女工、驰名、备考等十二大类，一百八十条，对清代杭州民情风俗作了详尽记述。
此外，有关杭州民情风俗的记述，还散见于元陶宗仪的《辍耕录》、杨维祯的《东维子文集》、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清陈璨的《西湖竹枝词》等书。
杭州现代的民俗学研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30年代，钟敬文、娄子匡、钱南扬、江绍原等老一辈民俗学家发起创立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周刊》、《民俗学集镌》以及26种民俗学丛书，成为我国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
杭州的民俗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了更广泛、深入的发展，特别是80年代开始，在浙江民俗学会成立的推动下，杭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也建立民俗学研究的相应组织，开展各项民情风俗的调查和研究，并为《浙江风俗简志》、《中国风俗辞典》、《中国民俗源流集成》等撰写部分篇章或辞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