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翔木版年画起始的确切年代已经无法考证。在封建社会，手工业生产被视为下九流，不入史籍，所以没有明确记载，只能根据现有资料推断。依据县文化馆和博物馆收藏的年画古版和艺人家藏古版推断，凤翔木版年画的起始年代应当在宋元之间。县文化馆馆藏古牌中，就有明正德（公元1506至1522）年间刻制的年画版。此版刀法苍劲有力，线条流畅舒展，造型优美大方，人物精凝神聚，画面构图完整，风格相当成熟，艺术品位极高。若不是积数代人之功力，很难想象会有人一创始就达到这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另外，根据《凤翔县志》记载，“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南小里邰氏家族中，有八户人家从事木版年画工艺。”也说明到这个时代，南小里的木版年画生产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而绝非起始状态。木版年画艺术在发展了百余年后的“明末清初，南小里村有十多户人家开办作坊，印制年画。”由此可以看出，一个世纪的发展，木版年画的从艺者只增加了两户，充分说明了民间木版年画艺术的发展，是需要时日的。同时也证明至 15世纪初，凤翔木版年画的生产规模相当可观，并非是一时新创。
由于地处西北受外部美术影响很少，凤翔年画基本上保持了原古版年画的艺术风格，成为凤翔年画“笑傲年画群“的重要原因之一。较国内其他地区的年画，凤翔民间木版年画显得更为粗犷、夸张。局部粗细搭配、构图饱满，门画造型威猛，风俗画构图贴近生活情趣，色彩大红大绿，对比强烈，套金套银后富丽堂皇，手脸部分手工填染后更显逼真。
凤翔木版年画的艺术风格独特。它有别于天津杨柳青那种市民文化，是比较纯粹的农民画，是中国内地民间风俗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民间风俗画卷。在版画雕刻艺术手法上，它继承了本地蕴藏丰富的秦、汉、唐、宋石刻艺术和壁画艺术端庄、 凝重、大方的特点，使画面充分体现了西北地区民风粗犷、豪放的特征；揉进了本地刺绣、剪纸等姊妹艺术的造型技巧，注重画面细部刻划和物象内涵的表现，注重夸张和变形；借鉴了秦腔等表演艺术的身段造型，使画面变得鲜活灵动。同时，它又广泛吸收了其他地方木版年画的长处，在布局、设色、造型及印刷技巧上，一直处于木版画的前列。
凤翔木版年画的工艺水平以及艺术成就都相当高。它由初创时期的墨线画，逐步发展到了以墨画线、线间染色的彩墨画，直至纯粹套色、不着墨痕的彩画，接近了现代印刷技术。而南小里“世兴画局”独创的“墙画套金描银”工艺，使本来就已经艳丽多姿的多层套色板画的画面，更加富丽堂皇，美不胜收，被世人誉为“金三裁”。据中国美术学院某教授讲，这种“套金描银”的年画，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里还有收藏。 凤翔木版年画在原材料使用上也相当讲究。最初使用的是各种质地较好的手工纸，此后改为使用四川土产的竹黄纸、手工连史纸、机制白纸。在颜料的使用上，开始使用的是传统的石色和草色，即各种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随着工业的发达和商业流通领域的扩大，逐渐改为使用进口的化学酸、碱物颜料。
凤翔木版年画艺术的刻版、印刷技艺，一直由家族作坊相传承。据《凤翔县志》载：“清顺治55（公元1790）年，南小里村邰顺继承祖传画业，经营‘万顺画局’。道光15（1835）年，邰正荣改‘万顺画局’为‘荣兴画局’”。正是这世代相传的家族作坊，才使得凤翔木版年画艺术有了连贯性；才使艺人的技艺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增进，不断完善；才有效地保留了凤翔木版年画传统的独特艺术风格。
凤翔木版年画具有深厚的民间民俗文化内涵。凤翔木版年画从初创起，就是一种农民的艺术。它无论是刻版、印刷、销售还是主要消费对象，都是西北地区的农民。艺人们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感，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赢得农村这一最大份额的消费市场，在创作时非常注意题材的选取。再加上广大消费者长期以来通过市场这一特殊形式，对木版年画进行了最严格最挑剔的筛选，适应市场需求的品种，也就是消费者认可的品种，几乎都是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有关的作品。农村供奉的神祗年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西北地区汉民族的多神习俗；为数众多的“谷雨画”，是西北地区节令习俗的真实记载。“女十忙”、“男十忙”等作品，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我国西北地区民俗风情画卷。“东头吹胀，西头捏坍”，“得风扬碌碡”，“有钱买得鬼推磨”等，更是把人民群众的爱憎刻划得惟妙惟肖，讥讽得入木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