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人民的“三月街”节
白族族源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迄今尚未定论。归纳起来，有四说：
其一，认为白族是云南的土著民族，源于汉代洱海区域的“昆明人”，与两汉史籍所称的“夷”、“昆明”和三国两晋以后“叟”、“爨”及唐宋史籍所称的“白蛮”、“河蛮”有渊源关系。汉初，内部分为36个部落，分布在今大理、保山一带。蜀汉以前，统称“昆明之属”。隋唐之际，因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昆明人”又分为白蛮和乌蛮，白蛮演变为白族，元、明时称为“白人”或“僰人”。
其二，认为白族为氐羌之后，系氐羌的一支。由西北迁来，与洱海地区的土著融合，又掺和部分汉族，在南诏时期开始形成为白族，大理国时期得到巩固发展。
其三，汉族后裔说，认为白族是古代楚、蜀两个方面的汉人迁入洱海地区后混合而形成的。
其四，认为白族为多元民族，不是一个种族发展而来的，是由洱海地区的“昆明族”、“哀牢夷”、“白蛮”等不同的族系和汉民，逐渐融合为“白族”。
关于贵州白族的源流及形成年代问题，也在探索之中。马曜、尤中等多数专家认为，白族与古氐羌族群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即“僰，羌之别种也”。据考古发掘和史志记载表明，约在二千年前，僰人先民已使用金属器，进入文明社会，农牧渔猎业已有一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开的五尺道和汉武帝时开的僰道，皆穿过今之云南、贵州和四川三省交界区域，沿线今云南昭通、会泽、东川、今贵州威宁、水城一带，已有僰人散居，这说明是时僰人活动之范围已扩展到今之黔西北边缘，且与祖国内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僰人之属是这一带白族的先民。
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僰人分布，北起播州即今之遵义地区，西北至彝族君长乌撒部统治区即今之威宁、赫章，西南抵达播勒、于矢部所辖之地即今之安顺、关岭、罗甸、兴仁、普安和盘县等地，可见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另据民族学资料获知，当时的白族大多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平坝、集市和经济文化发达的交通要冲，已发展成为贵州西部地区的先进民族之一。是时，贵州白族的分布面基本定型，但在其居住范围内，仍然进行着自然和人为的纵横交错的迁移。
唐宋之际，南诏、大理国的统治区域“三十七部”，包括今之贵州西部绝大部分白、彝族等地区。为了有效地统治诸部乌蛮势力区域，段思平取得政权建立大理国后，分封白族人到关津要隘和富沃之地，为段氏征收赋税和担任军事防卫要务。大理的不少白族官员，携带妻室儿女，组织远征军翻山越岭，长途进军贵州西部一带屯驻，监督和管理乌蛮各部军政事务，故贵州白族中有一部分是南宋大理国时期从大理迁来的。大约从那时起，贵州省西部地区的白族与彝族杂居相当普遍，两族人民往来亲密，互通有无，共同组织社会生产，很难从地域上把他们区分开来。同时，人口始终是少数的白族开始大量吸收彝族优秀文化来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内容。这还可从现今某些彝族的谱牒中查到依据。威宁、赫章两县的白族张、苏、李、赵、杨等姓氏均属当时进入黔西北地区僰人军人后裔。白族苏氏谱碑记载“由滇入黔”。白族张姓家谱记载：“我族同胞本至亲，连根共蒂一家人，洱海苍山桑梓地，碧鸡金马子孙春，算来均系九龙派，散住滇黔作毗邻。”白族赵姓谱碑记载，祖先“游历滇黔，落业乌撒”。
忽必烈于南宋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率军南下，破灭大理政权，白族部分军人受蒙军重用，再次统领“爨僰军”，向彝族统治势力雄厚的滇东和贵州西北部征讨，并留居乌撒、播州、水西及于矢部各地，东至湘西一带。这些“爨僰军”“取夷女为妻”，繁衍后代。《乾隆弥勒州志》卷二十一说：“僰人（即白人），始为大理王，分居诸邦，夷人尊之为长。”《白族简史简志合编》第三章第二节说：“元代白族主要聚居于大理路和鹤庆路，此外中庆路、威楚路、元江路、永昌府、腾冲府、建昌路及乌撒（今威宁）等地都有白族的小块聚居地或杂居。自唐宋以来，随着南诏大理国政治势力和军事屯驻以及云贵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许多白族迁到上述各地，并逐渐定居下来。”据史载，今滇、川、黔连接地带早在元代以前就有白族杂居于其他民族之中。据《云南通志》载，元代就有不少爨白军户屯田于乌撒。尔后因姻亲关系被滇东和黔西地区的彝族各部君长起用作谋士、外交大臣等。明代初年，善于作战的“僰人士军”，受王朝之命，又进入今黔西南、六盘水、毕节和遵义等地镇守，少数段、杨、尚等姓氏曾做过明王朝在贵州的官员，身穿汉服，俗从汉礼，吸收的汉文化逐渐丰富起来，形成与唐宋之际来威宁、赫章的“彝罗苴” 在文化上的区域差异。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深化，遵义的白族受汉官排挤，几经迁移，历尽艰辛，最后落脚水西彝族势力中心区域今之大方、纳雍等地，与当地僰人遗裔发展成为今天的段、尚等姓氏白族。从清朝中期以后，“改土归流”在黔西北白族地区异常迅猛，地方土官势力全面崩溃。为避免歧视，白族人民攀附祖籍，痛改族称为汉族或彝族，并从城镇周围迁到交通闭塞、便于防守的荒凉地区落居从业，沿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返本归源”止。
白族中的南龙人，是明初入黔的“南京人”和贵州的“龙家”经过长期的融合、迁徙散居、称谓演变、认定形成的共同体。
龙家是贵州的古老民族之一，《元史》、《贵州通志》、《大定府志》、《清镇县志》等80余部文献资料，均有关于贵州部族龙家的记载。其支系较多，诸如大头龙家、小头龙家、马镫龙家、曾竹龙家等。明代以前，其主要分布地区是贵阳、安顺、黔南、毕节等地。
《元史·地理志·云南行中书省》载：“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初，罗思、吕国瑞入贿丞相桑哥及要束木等，请创罗甸宣慰司。至是，言招罗甸国扎哇并龙家、宋家、仡佬、苗人诸种蛮夷四万六千六百户。”《黔南职方纪略》载： “汉武帝灭且兰，置牂牁郡，迁蜀之大姓龙、傅、董、尹于其地，于是苗中有龙家子矣。”明代弘治年间的《贵州图经新志》卷一亦载：“贵州宣慰司……白龙家，绾髻，白布束之，妇女亦绾髻，皆以白布为衣，亦用汉人文字，以七月七日祭先茔，甚敬。曰：‘曾竹龙家，其俗与龙家同，但妇人以布作冠，形为马镫，加于髻上，以全木或骨角为长簪焉’。”上书卷九亦载：“安顺州，民皆龙家夷类，多张、刘、赵、谢四姓，通汉语，识文字。”田雯《黔书》载：“龙家其种有四在康佑、曾竹者为狗耳龙家，衣尚白，好依深林荐莽之间，男子束发而不冠，善石工，妇人辫发螺结，上指若狗耳状……以七月七日祭其先茔。”清代宣统年间的《贵州地理志》卷三载：“龙家有四种：日狗耳龙家、马镫龙家、大头龙家、曾竹龙家。白龙家，在大定、平远二州。”《黔西州志》载：“侬家，厥性颇淳，衣尚白色，男髻向前，青带勒额，女髻有带绾发盘其首，衣短裙长，多赵、谢二姓，婚姻、死葬与蔡家同，婚则用媒妁，聘以牛酒财礼，死则用棺石墓。近今沐浴王化，咸知礼义，多有读书入津者。”关于贵州龙家这一古老部族的文化叙述，典籍历史均是有案，可查可考。
南京人是明代因战争流落或避祸出逃来黔的，主要分两批：一批是明洪武时，赵云贵征讨元朝残余势力后留驻屯守的将士，如南雄侯赵镰之子赵承鼎为毕节卫左千户所百户指挥（今存有印）。建文帝被黜后，一些留驻屯守的将士，因同情建文帝，不满成祖统治而受迫害，如赵镰之孙赵德安，抱印寻觅建文帝不遇，部属亲族成了罪人，在奔逃流离中散居于贵州各地。另一批是受累于建文帝这事的臣民及亲属（成祖残酷迫害下的幸存者），他们逃离南京后，历尽艰辛，一部分逃人黑羊（贵阳），“会聚于中曹司……，理开畎浍，尽力沟洫……因虑族寡而受欺凌，于息烽将三十六姓合为赵谢二姓。”现息烽县麓窝西望山上，有一巨石碑刻，其上刻有“日、月”两字，并各加一个圆圈包围，其右刻有“万古丛林”四字，其左边刻有“永乐五年正月盟誓”。
明初入黔的南京人得到了古朴龙家的友好相待，在贵阳、安顺、毕节等地隐居下来。许多南京人家谱中都有记载，如大方县拔贡赵铿家谱载：“燕藩承统，建文播逃，凡同事忠义者率属以来黔，离乡去国，良可哀矣；既而创业水东，更水西……吾先祖至黔时，惟龙家一族心地和平，堪以为援，乃投簪改制，相倚为生，延十数世，何主何宾无能辩矣。”黔西县《华氏家谱》载：“惟龙家为近朴直，马仲阴蔡淫者聚族而居，喜率亲属安耕织，远骄倭，吾先知其可依也，乃率属以和之，和其理居，和其姓氏，和其衣服、礼仪、语言、器用。”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南京人与龙家相融合。南京人人黔后与龙家的依存关系，家谱中随处可见。
明天启时以王三善为首的官军和清康熙时以吴三桂为首的官军对贵州少数民族进行先后镇压。
王三善的镇压是彝族上层与官军冲突引起的。官军不仅仇视彝族上层及其族属，也敌视贵州各少数民族。《明实录·天启实录》中载傅宗龙上书言屯军时说：“夫蜀以屯为者，而黔以守为屯，按安酋土地小半有水外，其盘据水外为我肘腋之患者，则倬佬、龙仲、蔡诸苗杂种也。平时则输之粟，有急则助之兵，贼有外藩，我无边蔽，此黔兵之所以不得不分，而力之所以愈诎也。臣所谓以守为屯者，先发兵据河，夺贼之所恃，而后于诸种顺者抚之，逆者剿之，……”在官军镇压下，大部分龙家从贵阳、安顺、黔西一带迁入水西土司腹地。金沙县岳氏谱载：“明泰昌以后国家多难，迭遭兵燹，明泰昌以至大清乾隆百十余之间转徙多方。”大方县赵铿家谱载：“吾先世业农，耕读传家，恶往来者之骚扰也，及由打鼓合议分居散处，其先散者，远抵镇雄之白兴（属云南）、毕节之镇西、巴的（今威宁）、大定之且兰、大定、威宁、乌撒等地；其中散者在吾乡前后百三十余里地方；其在黔西、修文、平远者为最后，所以语言制度犹未尽变革。”由于王三善镇压引起龙家人大迁徙，致使明末以后龙家人多聚居在毕节地区。
吴三桂剿水西，主要是针对彝族土司，但居住在水西的各少数民族也遭到残酷镇压。在吴三桂的残酷镇压下，龙家人为了避免诛戮，被迫改称南京人，力图证明自己是“大邦之民，忠臣良将之后”，以免官军歧视、残杀。为了生存，有时改称为南京人，这种称谓的演变是民族歧视、仇视的结果，但后来习以为常，沿袭后世。
明清之际的南龙人主要聚居在毕节地区，在安顺、六盘水等地市也有分布。周围居民主要是彝、苗、仡佬、穿青、蔡家，均与南龙人相处融洽。在大片荒野地上“插标为界，请照管业”，对水西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南龙人许多家谱记载：“凡黔江上游之田，悉吾先祖相继开垦。”清末始，南龙人由于特殊原因而境况日下，受到汉官、商人、地主的歧视，被诬称为“夷不夷，汉不汉，龙家子，大脚板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