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在其政权巩固和发展后建立起了最高司法监察机关——都察院。而大清朝“监察部”的第一任最高长官却是汉人张存礼。“文死谏，武死战。”感激涕零的张存礼等人兢兢业业铁面执法，眼见都察院官员们如此锋芒毕露势必被排斥、孤立，无法明言的皇太极自有一个个对付的手段……
清都察院官员所用藏青缎打籽绣獬豸纹补子。
“文死谏，武死战”
后金天命时期及天聪初期，尚未建立司法刑罚部门，国人发生相争诉讼或者其他刑案，多是由汗及诸贝勒大臣共议解决，一些小的民事纠纷，则是在八旗内部按旧有习惯法处理。
天聪五年七月，皇太极正式设立六部，由刑部主管国中刑狱、诉讼，但此时对宗室贵族、朝廷文武官员仍没有职能监督部门，对于大臣官员违法的稽查也处于空白状态。
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五月，皇太极设置司法监察机关——都察院。作为谏诤君主、奏劾诸王贝勒大臣、纠察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其职责范围是参加议奏、会审案件、稽查衙门、监察考试等。
都察院的设置始于明洪武十五年，其前身为御史台。都御史为都察院的长官，相当于汉、唐的御史大夫。清时都察院最高长官称为都察院承政，而第一任都察院承政为汉人张存礼。
在中国历史上，御史这个官职是从秦朝起开始设立的。虽然我国历史上在战国时期，就有御史的名称出现，但是战国时期御史的职责是记事。秦以后御史的职责，才主要是纠察和监督。从秦到汉、隋、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有御史一职。
我们在影视剧中和舞台上得到的印象是，御史们敢于摸老虎屁股，在朝廷上敢于面对皇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实际上，御史们大都不会无所顾忌地对着皇上说三道四。他们中的多数人在运用言事的权利时，首先都会考虑利弊二字。
当然御史中的少数人也会甘愿冒着惹恼皇帝的风险，拼死进言。“文死谏，武死战。”说的这是这个意思。历史上著名的谏臣谏言，有《魏征谏太宗十思书》、《韩愈谏阻迎佛骨表》、《林则徐禁烟制夷疏》等。
所谓“文臣”，即国家管理者，肩负“治国”之重任。在国政的制定与处理上，应当大公无私，勤谨进谏；而不能见“君色”行事，顺水推舟，敷衍搪塞，误国误民。“文死谏，武死战。”所体现的是儒家“忠君”的道德规范。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之说。为君者若没有宽广的胸怀，作臣子的即使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也会落得个白白送死的下场。
张存礼显然明白这个道理。
第一任“监察”长官
张存礼，辽阳人，大凌河一役投降后金后，被授一等副将世职。在被任命为都察院承政后，张存礼诚惶诚恐，向皇太极上疏：“昨天皇上下令以为臣张存礼担任都察院的最高长官，臣心中喜忧参半。一方面高兴的是臣竟然如此深得皇上的信任，得以担任形同于百官喉舌的重要职务，从而能够为国尽忠效力。如果皇上虚怀若谷，采纳为臣的建议，那臣就一定能够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另一方面，臣也不免忧心忡忡，因为为臣在接受皇上这一任命后，朝中尚逢迎而臣耿直，朝中大臣见不平事置若罔闻，对是非唯恐躲之不及，臣如果低眉媚世以保全自己，不仅违背自己的良心，而且会大大地辜负皇上的知遇之恩。”
张存礼的疏言表达了两层意思：先是表达忠心，然后在表达自己会不避艰险恪尽职守的同时，也希望皇太极能够始终坚持对都察院官员的信任，不为谣言所动。
皇太极对张存礼的想法心知肚明，一再宣谕：凡是政事制定方面的错误，或是朕误杀功臣、耽于游猎不理朝政、听信谗言疏远忠臣，对于百官的赏罚不当，都察院的官员都可以直接向朕指出，不必有半点隐瞒。诸贝勒、大臣骄奢淫逸，对公务有怠慢之心，贪财好物，都察院官员也应查明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