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之战后，蒋介石看出桂系军阀太狡猾，不容易以剿共为借口把广西统一了。于是他瞄上了贵州和四川。他把红军继续往西赶，赶进贵州，然后赶向四川。这两个省和相邻的云南省一道组成了中国的大西南，占地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一亿。四川最大，最富饶，人口多达五千万。险峻的山岭护卫著它，使它自古就有“蜀道难，难於上青天”的名声。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後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
当时的情况是：这几个省表面服从中央政府，实际上是独立王国，拥有各自的军队，不向中央政府纳税。四川省更分成不同的“防区”，由大大小小的军阀分别统治著。蒋介石要统一大西南，就必须派中央政府的军队進去。但这些省拒绝接受中央军。中央军强行進入，战争便不可避免。蒋不希望打仗。他的作法是把红军赶進这些省去，使这些省的军阀由於害怕红军落脚，不得不让中央军進来帮助他们。蒋之所以保存红军主力，是因为不如此西南三省的军阀便不会感到足够的威胁。蒋对秘书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進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藉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就在红军开始过湘江向贵州行進的当天，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发布了他统一中国的蓝图：《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
首先倒霉的是贵州省。当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虽是贵州最大的实力派，却不能指挥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三派。王家烈集中兵力守贵阳，黔北的侯之担在乌江防线被突破后，为保存实力放弃遵义。蒋介石派来的薛岳入黔后不追红军而先入省城。这样，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有了半个月的休整期，解除了出发后连续行军作战两个多月的疲劳，补充了人员和物资。
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贵阳后，薛岳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姿态反复声明自己“纯为剿匪，别无他意”，实际上却派兵接管城防，自己也入住在前省主席公馆，连王家烈进出城门都需经中央军检查。王家烈叫苦不迭：“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随后，蒋介石也亲自飞到贵阳“督剿”，实际控制了省政。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折回黔北，王家烈以主力防守遵义并向薛岳求救，中央军却故意拖延，以图在两败俱伤后再捡便宜。毛泽东指挥红军，首先对王家烈的八个团实施歼灭性打击，接着将迟迟赶到的吴奇伟纵队歼灭了一个半师，蒋介石哀叹此战为“国军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
蒋介石在贵州“督剿”屡屡失利，命令云南军阀龙云出兵援黔。早想向贵州扩展势力的龙云虽派出主力，却一直力避同红军打硬仗。中央红军急速进入滇东后，龙云马上下令集中兵力守昆明而不主动出击，这又给了红军从容渡过金沙江北上的时间。红军北上后，蒋介石离开贵阳，王家烈送到机场。上飞机后，蒋介石突然对王家烈说：“你随我到南京去！”王闻言大惊，说省府还有公务要处理，又未带行李。蒋介石说公务可交别人，行李托后面的飞机带去。无法脱身的王家烈只好到机舱口向随员交代一番后随行。到南京后，蒋介石即宣布由自己的亲信吴忠信接任贵州省主席。李宗仁就此感叹：“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