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人命是有行情的，以钱赎命的例子不在少数。金国女真族规定：“杀人偿马牛三十”，明末清初藏区的命价甚至分为三等九级，最高级是“无价”，或等身的黄金；最低级只值一根草绳，而清朝普遍的命价只相当于今天的2000元人民币，明朝的命价比清朝更便宜。生命无价在古代只是个神话。
命价问题
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十八日上午，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张集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摘抄对话记录如下：
皇上问：“械斗是何情形？”
张集馨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皇上问：“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集馨答：“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皇上问：“杀伤后便如何完结？”
张集馨答：“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
皇上问：“命价每名若干？”
张集馨答：“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在这里我初次看到“命价”一词。并且得知准确价格：30洋元（西班牙银元）。19世纪50年代，大米的平均价格是每石2。4洋元，一条人命的价值不足1800斤大米，不过2000元人民币。
皇上的问题打破了一个美好的神话。所谓生命无价，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还打听行情呢。
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人都死了，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不过，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艾滋病人可以尽其天年，在这个意义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