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自贡陕西盐商会馆
近代黑社会组织的起源
“纲商引岸”制度对于百姓的食盐需求是十分不利的，以至于盐政问题成为清代最大的积弊之一。
首先，在“纲商引岸”制度下，商人各有销区，他人不得阑入。但是有些销区离盐产地很远，交通不便，行程艰险，商人运盐到岸需要耗费巨资，所以他们经常包课而不运盐，百姓便有食淡之虞。其次，盐商因在特定地区占有引窝，于是有条件任意抬高价格以剥削食盐的消费者，其价格往往高于产地价格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使百姓苦累无穷。第三，由于垄断的运销方式，百姓无可选择，必须食用该地区盐商所运盐斤，所以盐商常常无视民间疾苦，以次充好，他们在盐内搀和沙土，百姓买到之后还需淘洗另熬，才能食用。
“纲商引岸”制度是一个高度垄断的制度，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有自由流动的市场，二者之间的冲突必然引发了私盐活动。私盐纯粹受市场控制，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强买强卖的问题，质量相对好，价格相对低，购买十分方便，经营方式也比较灵活，可以赊欠，可以用实物交换，比起官盐来有诸多便利，因此颇受百姓的欢迎。
但是，贩卖私盐毕竟是违法活动，它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在清代，贩卖私盐的人被称为私枭，一个枭字突出反映了他们的凶狠强悍。他们往往是有组织的，成群结伙可达数十至数百人之多；他们配备武器，使用刀矛甚至火枪，其势力是一般犯罪团伙所无法相比的。在私枭猖獗的地方，官兵多半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无可奈何。私枭很容易发展成为黑恶势力，近代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即脱胎于清代的私枭清帮。
清中期以后，盐商报效捐的压力渐渐增大，又要品尝“借帑还息”的苦果，加上官吏勒索，自己生活豪奢，很多人都陷入外强中干、入不敷出的境地。为了克服危机，他们只有不断抬高盐价一条路，以至于民间出现了百姓被迫淡食的局面，民怨沸腾。而私盐则趁机大行其道，几乎占据了官盐一半的市场。
面对官盐严重滞销的局面和私盐活动的猖獗，朝廷决心对盐法进行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朝廷议准两江总督陶澍将两淮盐务改归两江总督兼管，以统一事权。陶澍大刀阔斧地将淮北引盐为票盐，也就是在那些交通不便、引商不肯前往的地方，允许资本较小的商人经营，他们不必认窝，只要缴纳盐课就给据官票，让他们凭票贩盐。他的这一举措很快收到了实效，既方便了百姓，也增加了朝廷收入。道光三十年（1850），两江总督陆建瀛又将此法推行于淮南。以后，票盐法渐渐向福建、两浙、长芦等盐区推进。纲法改为票法，从根本上取消了盐商对盐业的垄断，深刻地触犯了盐商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尽管如此，新制度逐渐取代旧制度，垄断被打破已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