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 一个该钉在耻辱柱上的名字
读过一点古书的人想必不会忘了这样两句话：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是两句咏史诗，虽然咏的是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人们，推翻秦朝的刘项——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原是都不读书的。
项羽我们暂且不必管他，刘邦可是个拿着儒生的帽子当尿壶的主儿，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他依靠的几个谋士也不是什么正宗的儒生——韩信是个市井无赖，萧何是个刀笔小吏，张良是黄石公的门徒，陈平有“盗嫂”之嫌，就像是“一不留神”就把个天下给弄到手了。
“幸福和满足只在过程之中”这句后世从西方进口的“舶来品”，刘邦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但他称帝后却很*到失望：他手下的那班大臣如樊哙、夏侯婴等人差不多都是他当初混迹于黑社会的狐朋狗友，这些贩夫屠狗者流虽然当了大将军，有的甚至被封为王侯，却仍是暴发户一个，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礼仪，什么叫规矩。他们在刘邦的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的家里一样，胡吃海喝，喝醉了就扯开嗓子吼上一段，有的甚至还拔出刀剑砍皇宫里的柱子助兴。
这种局面，让刘邦感到厌恶。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叙当时的情景时写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就在这种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帮刘邦解除了烦恼。
这个人名叫叔孙通。
叔孙通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本是秦朝的“候补”博士（“以文学征，待诏博士”），陈胜、吴广起义后，消息传到咸阳，当时的皇帝秦二世就此事询问诸博士儒生，那些“呆头书生”们都认为陈胜、吴广是造反，应立即发兵*，只有叔孙通摸准了秦二世的“驼鸟”脾气，答曰：“陈、吴等人不过是‘鼠窃狗盗’罢了，不足挂齿。”二世听了很是受用，一面命御史把那些“呆头书生”全部定罪，一面“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并把他由“候补”转正为博士。
后来，叔孙通又先后投靠项羽之叔项梁、义帝楚怀王等。公元前205年，叔孙通又投靠时任汉王的刘邦。第一次与刘邦见面时，叔孙通穿了一件儒服，见刘邦不喜欢，他马上换了一身楚式短打扮。当时，由于叔孙通在“知识界”小有名气，所以有一百多名儒生跟着他，令这些儒生感到气愤的是，当刘邦询问哪些人可以重用时，叔孙通推荐的净是那些“江洋大盗”（大猾）。有人就此事质问，叔孙通答道：“汉王现在正冒着矢石争天下，你们这些书生哪个能斩将夺旗？推荐你们，那会让你们白送命的！”但他保证不久的将来，一定让这帮“书生”也能捞个一官半职的干干。
现在，机会来了。
于是，叔孙通就去见刘邦，他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他说他愿意帮刘邦定出一套规矩来。
刘邦半信半疑地说：“好吧，不过可不能太复杂了！”
叔孙通又解释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他说他要博采众家——夏、商、周及秦之长，订出一套礼仪来。
见他说得头头是道，刘邦也不能不叫他试试。
叔孙通马上派人征集了一批鲁国的儒生——这其中又出了个小插曲，有两个鲁国的“呆头书生”不肯来为叔孙通捧场，而且还说了很难听的话，他俩说叔孙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汸我！”——强采的瓜儿不甜，叔孙通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他只好带着愿意给他帮忙的人西入长安，与他原来的上百名追随者们会合在一起，引绳为绵，立表为蕞，在长安城外“操练”了一月有余。
然后，叔孙通去见刘邦，请他下令手下的文武百官也都“随班就读”——接受儒家礼仪的训练。
这些出身于下属社会的大臣们可不是好教的，也不知叔孙通用了什么法子，竟把他们一个个都给教得人模人样的。
公元前200年，西汉王朝的长乐宫落成，叔孙通向刘邦建议，正式启用他修订后的“朝仪”，刘邦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
整个朝仪如下：
文武官员由礼仪官引导，顺序进入殿内，分为左、右两班，跪于两厢。皇宫近卫军站在文、武百官之后，然后是今天影视作品中经常能够见到的“镜头” ——一大串的官员一连声地高喊“皇帝驾到”，声音由远而近，刘邦也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坐着辇车缓缓而出。一见皇上驾到，文武百官立即各按官职的大小，背出一套听起来叫人肉麻的贺词，然后，酒宴开始。与以往“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情况迥然有别，那些文官们就不用说了，那些平日里桀骜不驯的大将军们也一个个都趴在地上，再仰颈抬眉往上看（读者不妨与晏子、商鞅见国君时的情景比较一下），整个宴会进行过程中无人敢高声喧哗，乐得刘邦连声说：“我到了现在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
上面这段绝非杜撰，有司马迁的《史记》为证。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汉（王）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帜，传言‘趋’，殿下郎中夹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庐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殿上者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 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即刘邦——引者）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金。”
台湾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此写道：“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了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对坐，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