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今天一样，民国时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也经受过高房价、高房租的折磨。
例如全面抗战前的上海，富商大贾与下野军阀纷纷在此置业，市面最繁华，人口最稠密，故此房价也最高，中产阶级如鲁迅和茅盾，来到这个城市还只能租房过日子。例如日军占领后的北京，由于鬼子在四郊烧杀抢掠，把周边居民赶进京城，又因为日本侨民定居北京，在此买房置业，一时间人多房少，房租暴增，也出现过前所未有的房荒。例如1927年之后的南京，因为国民政府迁都于此，该城市一两年间跃居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房价房租一日千里，低收入者只能在垃圾填埋场搭建简易棚户，贫民窟大量涌现。再如北伐胜利后的广州、开辟新市区后的重庆、成立西南联大后的昆明、首届西湖博览会召开后的杭州……房价地价莫不暴涨，买不起房的家庭越来越多。
1938年昆明市财政局对全市14210户常住居民做抽样调查，拥有房产的只有4604户，住房自有率仅30%多。1932年12月2日的《中央日报》第六版登载新闻，大标题是“最近数年之广州，地价房租飞涨不已，番禺居亦不易，省府令市府妥筹解决办法”，文中描述道：“租价狂涨既滔滔未已，于是平民生计乃大受打击，房租一项竟至占全部生活费十分之二三有奇，长安不易居云云，大可为今日广州赠也。”
类似的新闻和数据，今天看起来既新奇又熟悉，仿佛说的不是民国，而是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