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起来，九月九日“登山”的活动起源更早。据西汉《长安志》记载，西汉京城长安近郊有一座小高台，每到重九之类的良辰美景，就有许多人登台观赏。因登的是高台，就被人称作“登高”。有民俗学者认为，这就是重阳节登高的肇始。其实长安秋日“登台”的活动，目的在于欣赏天高云淡美好的秋色，是赏心乐事，游览散心的健身活动，与重阳日登山避灾断然不能混同，桓景的重九“登山”，才是真正的重阳节源头。但也应该承认，重阳正式定为节日是始于唐代。史传唐黎泌奏请皇帝批准，以中和、上巳、重九三天为三令节，节日活动与东汉以来风俗相同。也许这就是唐以后咏唱重九诗词骤然增多的原因。我们所熟知的如田园诗人孟浩然（公元689—740年）的《过故人山庄》写诗人在享受故人备办的鸡黍酒宴，开怀畅叙田园丰收热烈的气氛中，情不自禁的说：待到重阳愉快的节日，我会不请自到，还来“就菊花”的。
边塞诗人岑参（公元715—770年）在赴安西行军途中，想到长安重九赏菊、饮菊花酒的节俗，写出了《行军九月思长安故园》，诗云：“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想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诗圣杜甫（公元712—770年）沉疴缠身，《九日》诗中写道：“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在古诗中菊花和重阳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黄巢（公元？—875年）《不第赋菊》诗中写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赋菊》气势磅礴，“待到秋来九月八”，不仅为谐韵，也是为点出重阳节俗。咏唱重阳节的诗章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唐王维（公元701—761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重九佳节他身在异乡，多情的诗人，想到亲情是互相的，由自己不宁的心情，品摩到山东诸兄弟乃至天下人共同的心态，写出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传颂千古的名句。也正是由于佳节思亲，宋女词人李清照（公元1084—1151年）写的《醉花阴》受到宋明以来诗论家众口一词的赞赏，词云：“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词中写一少妇度日如年的郁闷生活。情人远别，伴随她的只有燃着瑞脑的金兽香炉和卧具玉枕纱厨；闺房一片沉寂中，觉得那断续的残烟，如同白昼一样悠长。突然间，想到重阳节到了，和情人分别又是一年。“玉枕纱厨”在往昔是和夫婿与共的，而今独对，倍感孤零。天色傍晚，少妇的孤苦实在难耐，对着菊花独自饮起酒来。赏菊饮酒，实是遣愁。旧时双双对饮，意气轩昂，而今独酌，更加烦恼。夜幕四垂之际，蓦地发现有暗香盈袖，不禁脱口喊出：“莫道不销魂！”而无赖的西风又把帘子掀了起来，她抬眼看窗外黄花，大吃一惊，原来“人比黄花瘦”。以萧瑟的秋菊，比闺中少妇独守空帷的清瘦与相思，其景无遗，，其情脉脉，凝炼真切，思妇的形象塑造更为逼真动人了。
历代诗人对重阳节数不尽的咏唱诗中，都离不开赏菊、插茱萸、登高的节俗，而且多为有感、伤别、思亲而发。但从河南上蔡县志史中看到，其古代诗人对重阳节的咏唱，却别具特色。诗人们重阳节登山不是兴之所至，而是视为不可少的活动，事前相约结伴而行，彼此告诫“菊花天气莫蹉跎”，并且，“囊中归味添茱萸，里心赔有菊花”，早有周到的准备。明末诗人－冀景隽《九月登楼有怀》诗因“无伴独登楼”，难免感到孤寂，美好的秋色也无心欣赏，看到的只是几株阴森的相国塚和荒烟蔓草中的玩河台而已。清代诗人李士英的《重阳偕友登玩河楼》却是别有一番景象。重阳节日将临，就“拟准重阳结队游”，到重阳日，诗人们雅兴满怀，结队登上冈山的玩河楼，放眼四望，“千秋落叶随风走，万里长江贴地流，村圃雨余鸦噪晚，关山霜冷雁鸣秋”。
落叶随风、江流贴地、雨余鸦噪晚、霜冷雁鸣秋，伴着结队登山、兴高采烈的诗人，大好秋色，生机勃勃。从诗中也看到，上蔡县重九节登山是例行活动，登的是上蔡古城的“冈山”而不是一般的“登高”。诗人们是乎在乘着古来遗风，步着桓景登山走过的路子，到桓景驻足的地方，只是忘却了桓景的登山是趋吉避凶，而自己是寻求欢快了。这也证实了当年学者研究认为重阳节的源头在上蔡结论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