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桓帝死后，幼年的汉灵帝继位。这是一个更为昏聩的皇帝，他离不开宦官。当时由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掌握政权，他同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窦武与陈蕃本打算消灭宦官的势力，但事机泄露，窦武兵败被杀，陈蕃等也被捕杀。在宦官的操纵下，汉灵帝大兴党狱，杀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其实，这种惨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从深层的历史原因来说，有其必然性。在中国社会演变出现波折的时候，知识分子往往甘愿充当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角色，这是一种性格悲剧。当两次党锢之祸的腥风血雨弥漫一时，士人的悲歌也就分外高厉激昂。
范滂第一次出狱时，南阳士大夫迎之者千人有车数百辆之多，当是时，天下皆美党人而秽浊朝廷。景毅让其弟子做李膺的门徒，当他发现党锢名单上没有自己时慨叹道，本来我就是让弟子以李膺为师的，岂可因漏名而侥幸？于是自己上书辞去官职，回归故里。党人张俭在被宦官追捕时，许多人受到牵累，为之招来杀身之祸，但这些人死而无怨。陈留人孔褒，是孔圣的后裔，与张俭是至交，张俭逃到他家，孔褒外出，弟弟孔融在家。张俭很沮丧，孔融见状就笑着说，兄虽不在，难道我就不能做主吗？于是留张俭住了几天。郡吏闻风前来追捕时，张俭已经离去，于是郡吏将孔融孔褒一起带走。孔融首先认罪，说是兄长不在时是我擅作主张，由我承当！孔褒则说，张俭来找的是我，弟本不知，我当坐罪！郡吏不能定案，又把孔母叫来讯问。孔母则说妾夫已殁，妾为一家之主。家事处分，应由家长承担。郡吏见他一门争死，案子难以定谳，于是申报朝廷，那些宦官仍不放过孔家后裔，竟让皇帝下诏处死孔褒。孔融经此大难而名声大振，后为建安七子之一。
鲁迅早年也曾慨叹中国少有敢于吊抚叛客的战士，但是在汉末年代，这种吊抚叛客的侠义风尚还是很浓的。在生死面前，人性的考验显得分外严峻，而唯有胸中有浩然之气的正义之士，才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评论《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嵇康就义情景指出：“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他们殉道时何等的勇敢，从容而美丽。”汉末党人在邪恶与强暴面前展现出来的凛然正气与不屈精神，应该说是嵇康的先导。范滂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入狱时，狱吏对他说，犯官按规矩应祭皋陶。皋陶传说是大舜时的法官，以执法公正严明著称。然而，在权阉当道人妖颠倒之时，哪还有什么法度可言？范滂正义凛然地说，皋陶为古时直臣，如果知道我无罪，当代诉天帝，如果不能的话，祭了又有什么用？其他入狱的官僚听了范滂的话之后，一起罢祭。在审讯中，宦官头目王甫诘问范滂为何诽谤朝政，勾结党徒？范滂应声答道，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士大夫在世当使善恶分明，扬善去恶。现在朝廷将正人君子说成朋党，难道善反为恶，恶反为善吗？说得王甫哑口无言，只好将案子上报皇帝。
第二次“党锢之祸”兴起后，范滂首当其冲。当督邮吴导奉命前往逮捕范滂，经过范滂暂居的居羌县时，内心悲哀无奈，在驿舍中哭泣，恰好被范滂听到，他闻声而悟，这位官员一定是因为要抓我感到为难而哭，于是马上到县中自首。县令郭揖，见到这位名士后大惊，立即拿出印绶，要与范滂一起逃亡，对他说，天下之大，什么地方不可容身？为什么一定要去自首？范滂激昂地说，我死之后，才可以使更多的人免祸，岂可因罪而连累你？何况老母年岁已高，我如果逃亡，不是要连累老母吗？于是县令只好派人迎来范滂的老母，与之诀别。范滂哭着对老母说，弟弟素来孝敬，能奉养老母。愿母亲勿为我而伤悲，就当儿生病而死罢了。这位老夫人也是一位烈性妇女，她含泪对儿子说，你现在已与李膺杜密这些名士齐名，既已成名，就当舍身取义，若又想求长寿，天下事恐怕没有这样两全的呢！范滂长跪聆受老母的教诲。转身又对儿子悲愤地说，我欲叫你们为恶，恶不可为，我要让你们学善，这就是我的下场！路旁听者无不为之流下眼泪。于是范滂与家人诀别后，随督邮吴导入狱，不久被宦官在狱中拷打而死。范滂，以他的就义，为自己的人生信念写下了最后的一笔，这种求仁得仁的气度令人感慨，“他们殉道时何等的勇敢，从容而美丽。”（宗白华语）他以其生命的实践，控诉了在人妖颠倒的年代之中，正直的人无路可走的悲剧。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人生教育都是福善祸淫，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两汉的天人感应论更是宣传这一套价值观念。然而党锢之祸中范滂揭示的人生悲剧却宣告这种学说的虚妄。正是有了“党锢之祸”，才逼使汉末的士人对社会人生展开了重新思考，血色士风，在汉末的人生迷途上写下了悲壮而无奈的一笔。林语堂《中国人》一书对此评论道：
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太学生有三千多人，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议论，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然而没有宪法保障，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二三百个学士，有的是全家，都被处死，流放，或监禁。这是在公元前166年至169年发生的事，史称“党锢之祸”。这次镇压如此彻底，如此广泛，整个运动即刻夭折，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此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
林语堂的分析，指出了汉魏之际士人道路变迁的原因。公元184年开始的黄巾农民起义发生后，汉灵帝害怕党人与黄巾军相勾连，于是下诏赦免党人。当时宦官由于作恶太多，害怕农民起义军对他们的打击，有些暗作内应，有些试图投降，倒是原先的党人如卢植等人还在替朝廷卖命。经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的汉灵帝这才觉得那些阉竖是靠不住的，他斥责宦官说，你们总说党人想造反，该杀该禁锢，现在党人给国家出力，你们反倒和黄巾通情，该杀不该杀？汉灵帝转而想到士族，然而士族对皇权业已失去信心，他们既恨宦官，更怕农民起义。纷纷组织自己的武装，等待割据时机的到来。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去，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朝政。出身屠户的何进目光短浅，他企图依靠地方豪强董卓杀宦官，宦官们孤注一掷，先杀死何进，于是就像人们熟知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始描写的一样，早已恨透宦官的豪强士族的代表袁绍、袁术兄弟与曹操等人联合起来，杀死宦官两千多人，宦官势力至此全部被消灭。董卓进京后，逐走袁绍，废皇太子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而豪强与世族的势力则在地方割据中日益发展起来，东汉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从此，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将近四百年的动荡。汉末士魂，融入魏晋风度之中，正如我在《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一文中所说，这种新型人生观与精神观既是对于旧的道路的转变，也是对于新的人生观的追寻，魂归何处，这是中国士人永恒的人文追寻，也是士人不泯精神的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