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反腐难逃两大困局
观中国历代监察之得失，虽然两千多年的体制被整个冠以“封建制度”，但比较不同朝代，还是有诸多区别甚至相去甚远的之处。然而，以下两个问题却是历代都没有也不能解决的困境：其一是“监察悖论”，即“谁来监察监察者”；其二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这两个难题伴随中国两千年极权体制始终。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正是由于这两个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才创造出了一个个王朝“兴也勃，亡也忽”的历史循环。
极权体制下监察制度的最大弊病是一切监察权力来源于君主，君主才是最高的监察者，无论多么庞大的监察体系对君权及君权衍生物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做到“臣权制约”和“君权制约”相辅相成，政体才能实现动态稳定。君主制大框架下，“君宪体制”是迄今唯一有效的办法，近代西方君主国家在艰难中完成该转型。在大清王朝的最后几年里，最高统治者也发现了这一“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秘诀，但为时已晚。
对于第一个难题，即“谁来监察监察者”，宋代进行了有益尝试，取得了有限经验，但由于无法走出极权窠臼，对地方监察控制过严，以致牺牲了地方的发展积极性，不能形成帝国有效合力，正所谓“强干弱枝”，两宋在艰难延续320年后走入历史。
至于“一放就乱”，极好理解，汉、唐两个最为灿烂的王朝即亡于此，原来的监察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蜕变为行政官员之后，则意味着监察力量的彻底消亡，不可逆转的地方离心力就会蜂拥展现。“一抓就死”则集中表现为监察机构层出不穷被设置，而后迭次实效，不仅基本的肃贪功能无法实现，监察官员更有可能沦落政治斗争的工具，整个官僚体制滑入准死亡的腐烂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