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弃即位之初的诺言
雍正在位13年，制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狱。乾隆可能是为了记取历史教训，在他即位初年，颇表现了某些开明。大学士鄂尔泰曾奏请回避御讳。乾隆说：“避讳虽历代相沿，而实文字末节，无关大义也。”他宣布：“嗣后凡遇朕御名之处，不必讳。”如遇“弘”二字，“上一字着少写一点，下一字将中间禾字，书为木字，即有避讳之意矣”。
乾隆还曾说，“（朕）自幼读书宫中，从未与闻外事，耳目未及之处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毋欺毋隐”，“即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顾之陋习，而庶政之不能就绪者鲜矣”。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向群臣公布，真是不容易的。
乾隆元年，监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请宽妖言禁诬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时期文字狱的弊病：“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时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违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冒犯陈言，对清王朝康、雍两代的文字狱造成的祸害条分缕析，切中时弊。也可能受曹御史此奏疏影响，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文字狱较少见，但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即孙嘉淦伪奏稿以后，他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只不许臣民“据实直陈”他的“错误之处”，而且对臣民的诗文吹毛求疵，断章取义，随意附加 “影射讥讽”等罪名，杀人无数。乾隆言行矛盾，于此可见。
一般认为，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文网稍宽，对下面官员或因邀功或因畏罚而送上来的文字狱案，乾隆有时批示：“朕凡事不为己甚，岂于文字反过于推求？”“毋庸深究”等。也有人侥幸逃过此难的。
但纵观清史，康熙、雍正、乾隆相比，在制造文字狱上，应说以乾隆为最甚。
按《大清律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还有史料说：罪人家的十五岁以下男幼童可免死，但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之前，俱应先予阉割，十分残忍。上述许多以“悖逆”罪判决的文字狱，大都是按此处理。御史汤先甲曾上奏折，建议：凡收藏野史之类的案件，不宜视为大逆而过分诛求，结果被乾隆严加申斥，将原奏折掷还。自后无人敢再提。
乾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抚大员和各级官吏，搜查禁书。对于有积极表现的，就奖励升官；对于不积极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到处搜查禁书，翻箱倒柜，弄得各州县乡里骚然。官员们在处理案犯时也就无限上纲，宁枉勿纵，而何谓“悖逆”，何谓“禁书”，又没有个标准，所以奸人就可以乱加解释，挟嫌诬告，或因敲诈不遂而告发。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势必产生一批文化鹰犬，如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报：“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臣谆饬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官府尚且如此，一些无耻文人更为虎作伥，用各种卑鄙手段获取告密材料，以为自己升官发财进身之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也说：“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不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贾雨（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为了躲过残酷的森严文网。当时的士人绝大多数也终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过日子，更不敢言创新和改革，只能谨守“祖宗之法”，终日揣摩上意，歌功颂德，唯唯诺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