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勋臣中，功勋卓著或恩宠有加者，仅仅能够得到皇上赏赐的双眼花翎。比如贤相傅恒、权相和坤、福康安（傅恒之子）等，都只得到双眼花翎，而且，清代定制，外任文职官员无赏花翎者。只是到乾隆朝，有一位叫方承观的直隶知府，受到皇上特别眷爱，古北口大阅兵时，就特乞皇上赏戴花翎，乾隆笑道：“像你这这样矮小侏儒样子，都爱戴花翎呀？！”就赏赐给了他。此后，外任各省总督、巡抚等大员，也就屡有蒙恩赐花翎的了。
外任武臣中，非军功卓著不可蒙赐花翎。康熙时，福建提督施琅收复台湾，诏封靖海侯，子孙世袭，而施琅却上疏辞侯，恳请皇上赐花翎。当时，在外领兵的将军、提督都还没有赐给花翎的先例。康熙乃特旨赐施琅戴花翎。可见在当时文武臣僚小目中，赏赐花翎简直比封侯还要荣耀。
正因为此，后来的清代文官对奖戴花翎特别重视。除军功外，非“异常劳绩”不得保奖花翎，而且，限定每案不得超过三名。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因修皇族的族谱“玉牒”造成，提调官增庆被奏赏花翎，这是首开军功之外的“别项劳绩保翎”之例。从此诸如皇上“山陵奉字”、海运事宜、劝捐、抽厘之类，都相率保荐花翎。光绪初年，大保案迭兴，加官加衔，各种新奇花样不可胜举，戴花翎者，满街行走了。
这时花翎身价尽管已大不如前，但在吏部引见外地赴任低级官员时，在冠服方面仍有严格规定。若有花翎、蓝翎人员，其翎管不准用白玉，若用翡翠或带皮子玉者，都要以违例论处。
到清末，捐例大开，用钱也可以买到花翎戴，保案内就再没有保花翎者。最早用钱买到花翎的，是广东洋商伍荣耀、潘仕成。二人各捐十数万金，朝廷无力嘉奖，于是就破例赏戴花翎，一时荣之。后来，鸦片战争中，就有捐翎之例：花翎每枝实银一万两，蓝翎五千两；而且参照捐官之项进行折扣。这样实捐银较少，捐翎者遂多。咸丰九年（1859年）又改为实银。不准折扣：花翎每枝七千两，蓝翎四千两。到了后来，每枝花翎仅用二百元就可以捐到。这是清代花翎之制的穷途末路了。了解以上花翎盛衰史，对于今天的收藏爱好者是十分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