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漪园时期
乾隆九年（1744年），作为皇帝长期居住的离宫御 苑圆明园扩建工程告一段落，清高宗弘历写了一篇《圆明园后记》。文中夸耀这座园林规模如何宏伟，园景如何绮丽，誉之为“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暗示自己不再建国，并且明白告诫“后世子孙不舍此而重费民力以创建苑囿。”然而，事隔不久，另一座大型的皇家园林——“清漪园”，又在圆明园的西面破土动工了。
弘历之所以甘冒自食其言的非议而兴建清漪园，足证此园必然有其不能不建的原因。也就是说，作为建国基地的西湖和瓮山具备着西北郊先已建成的皇家诸园所没有的优越的地貌条件。这个地貌条件对于以享用园林之乐作为奢靡生活主要内容的弘历而言，实有着十分强烈的吸引力。
西北郊先已建成的诸园之中，圆明、畅春均为平地造园，虽然以写意的手法缩移摹拟江南水乡风致的千姿百态而作集锦式的大幅度展开，毕竟由于缺乏天然山水的基础，并不能完全予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香山静宜园是山地园。玉泉山静明园以山景而兼有小型水景之胜，但缺少开阔的大水面。唯独西湖是西北郊最大的天然湖，它与瓮山所形成的北山南湖的地貌结构，不仅有良好的朝向，气度也十分开阔，如果加以适当的改造则可以成为天然山水园的理想建园基址，这番意思在清漪园动工的时候弘历为董邦达所绘《西湖图》的题诗中已经约略透露出来了。若干年后，弘历又在《万寿山清漪园记》中提到“然而畅春以奉东朝，圆明以恒莅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园既成，过辰而往，逮午而返，未尝度昏，犹初志也”。就是说，清漪园离他居住的圆明园和皇太后居住的畅春园都很近，又介于圆明园与静明园之间，与后者有水路可通，往返十分方便。此四者若在规划上贯联起来，即能构成一个功能关系密切，景观又可以互为借资的整体——一个包含着平地园、山地团、山水园的多种形式的庞大园林集群。可谓一园建成，全局皆活，对于这一点，弘历是能够理解并早有瞩意的，此其一。
其次，圆明、畅春、静宜、静明诸园都是在上代的基础上扩建而成，规划设计不免或多或少地要受到既定格局的限制，牵就拘碍的情况在所难免。而瓮山西湖的原始地貌则可以完全按照弘历的意图加以改造，园林的规划建设也能够按照他的想法自始至终一气呵成。
这两点，大概就是弘历所以继圆明诸园建成之后，”又复在瓮山西湖兴建清漪园的真正原因。
既然自食其言而不惜再耗国家另建新园，势必要寻找适当的借口以便杜绝朝野的清议。当时，正好有两件与瓮山西湖有关的事情促成了弘历建园愿望的实现。
第一件事情是建佛寺为母后祝寿。
乾隆十六年适逢皇太后钮祜禄氏六十整寿，一向标榜“孝治天下”的弘历，为庆祝母后寿辰，于乾隆十五年（ 1750年）选择瓮山圆静寺旧址兴建大型佛寺“大报恩延寿寺”。同年三月十三日发布上谕，改瓮山之名为“万寿山”。与佛寺建设的同时，万寿山南麓沿湖一带的厅、堂、亭、树、廊、桥等成片的园林建筑已经作出设计估算，陆续破土动工。
第二件事情是西北部水系的整理。
乾隆初年的北京西北郊，随着圆明、畅春等大小园林陆续建成，水量消耗与日俱增。当时，园林供水的来源除流量较小的万泉庄水系外，主要依靠玉泉山汇经西湖之水。而后者正是供给北京大内宫廷的主要水源，也是沟通北京城与大运河之间的通惠河的上源。如果上源被大量截流而去，则不仅宫廷用水不济，漕运也将要受到影响。另外，明代以来西湖堤经常溃决，危害农田，威胁畅春园。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乃于乾隆十四年（ 1749年）冬天，开始进行西北部规模最大的一次水系整理工程。工程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修整玉泉山、西山一带的泉眼和水道；二、疏浚、开拓西湖作为蓄水库，并建置相应的闸涵。
工程开始之前，弘历曾派人详细考查通惠河的水源情况，并撰写《麦庄桥记》一文。文中谈到“寸之伏脉者其流必长，亦如人之有蕴藉者其德业必广……。如京师之玉泉汇而为西湖，引而为通惠，由是达直沽而放渤海。人但知其源出玉泉山，如志所云巨穴歕沸随地皆泉而已。而不知其会西山之伏流，蓄极湓涌，至是始见，故其源不竭而流愈长……。盖西山、碧云、香山诸寺皆有名泉，其源甚壮，以数十计。然唯曲注于招提精兰之内，一出山则伏流不见矣”。这就是说，西湖之水源除来自玉泉山泉眼之外，尚有西山的“伏流”可资利用。不能白白地浪费掉。欲增加下游的供水量，势必广开上源，为此，将西山一带的大小泉流全部集中起来并利用石渡槽导引东流，与玉泉之水汇合再经过输水干渠“玉河”而汇入西湖之中。水源增加了，作为蓄水库的西湖势必要开拓、疏浚，以便承纳更多的水量。这是整个工程中的重要环节，弘历对此非常重视，因而把疏浚、开拓西湖的施工提前于乾隆十四年（ 1749年）冬天农闲期间，雇用民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乾隆十五年（ 1750年）三月十三日，弘历在易名万寿山的同一份上谕中正式宣布易西湖之名为“昆明湖”。
疏浚后的昆明湖，湖面往东拓展直抵万寿山东南面的一条南北走向的旧堤。利用浚湖土方堆叠、改造万寿山东半部的山形，保留原东岸上的龙王庙成为湖中的一个大岛——南湖岛。这条旧堤原来是康熙时为防卫地势较低的畅春园免受西湖水患泛滥而修筑的，以其在该园的西面故名为“西堤”。昆明湖往东拓展之后就利用这条旧堤加固、改造而成为湖东岸的大堤，改名“东堤”。于是，西堤便成了东堤，弘历特为此事写了一首名为《西堤》的诗以说明其原委：
东堤的北段建三孔水闸“二龙闸”，控制昆明湖往东流泄的水量。于是，堤以东、畅春园西墙以西的一大片低洼地得以受灌溉之利而开辟为水田，这就是诗中所谓“堤与墙间惜弃地，引流种稻看连畦”。至于弘历所说的‘其西更置堤”，则指湖中新筑的纵贯南北的一条大堤——“西堤”而言。西堤以东的水域广而深，是昆明湖水库的主体，以西的水域比较小一些，浅一些，则是辅助水库的性质。
在昆明湖的西北端，开凿河道往北延伸绕经万寿山的西麓，通过青龙桥沿着元代白浮堰的引水故道连接于北面的清河，这就是昆明湖水库的溢洪干渠。青龙桥下设闸门，以备霖雨季节湖水骤涨时提闸往北渲泄。此闸是至关重要的溢洪枢纽，弘历称之为“昆明湖之尾闾”，由内务府委派官员专门管理。干渠绕过万寿山西麓又分出一条支渠兜转而东，沿山的北麓把原先的零星小河泡联缀成一条‘后溪河”又叫做“后湖”。后溪河于山的东北麓分为三股流出宫墙外，往东汇马厂诸水而入于圆明园。
与此同时，对“玉河‘和‘长河”这两条输水干渠也分别加以疏浚。前者连接玉泉山和昆明湖，后者连接昆明湖和北京城，亦即元代开凿、明代沿用的那条故道。
在玉河以南，利用原来的零星小河泡开凿成一个浅水湖名叫“养水湖”作为聚蓄这一带的天然水之用。为把养水湖之水汇注于昆明湖而在玉河西端开凿一条短渠与之联通，但养水湖的地势略高于玉河，因此在短渠与玉河的交接处建闸桥一座以节制流量、稳定养水湖的水位。这样，玉河两岸又获灌溉之利而陆续开辟为稻田。
长河由于年久失修多有淤塞之处。为了保证输水通畅、通航和附近的农田灌溉，专门设立“长河工程处”于乾隆十六年（1751）初步完成清挖河底、局部拓宽河道和整理泊岸的工程。
西北郊的水系经过这一番规模浩大的整治之后，形成了玉泉山——玉河——昆明湖——长河这样一个可以控制调节的供水系统。这个供水系统圆满地解决了大运河上源的接济，提供了农田灌溉和园林用水，开辟了从西直门直达玉泉山的水上游览路线，同时也为清漪园的建设作出先期的地形整治。
于疏浚、开拓昆明湖的问时，接造园意图进行山水地形的整治，随着兴修大报恩延寿寺而展开了全面的园林建设，并根据其以水景取胜的特点而命园林之名为“清漪”。乾隆十六年（ 1751年），“清漪园”的名字便正式公诸于世。同年，建立管理机构并由朝廷颁发印信。
所以，清漪园的兴建并非像弘历在《万寿山清漪园记》一文中所说的“盖湖之成以治水，山之名以临湖，既具湖山之胜概，能无亭台之点缀乎？”而是事先就有通盘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弘历的习惯，每当皇家一园甫建成，例必撰写园记一篇详述建园的情况。唯独清漪园则不然，乾隆十六年所写的《万寿山昆明湖记》只谈治水和建寺祝寿，口避建园的事。直到十年之后又写了一篇《万寿山清漪园记》，该文一开始便谈到万寿山清漪园“成于辛巳而今始作记者，以建置题额间或缓待而亦有所难于措辞也。夫既建国矣，既题额矣，何所难而措辞？以与我初言有所肯，则不能不愧于心”。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分之清矣园非重建乎？非食言乎？以临湖而易出名，以近山而创园囿，虽云治水，谁其信之？”无非聊自解嘲而已。
不过，从客观效果看来，清漪园确乎是造园与水利工程相结合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弘历为此亦颇自鸣得意，他在《万寿山昆明湖记》中写道：“及湖成而水通，则汪洋漭沆，较旧倍盛……。今之为闸为坝为涵洞，非所以待汛涨乎？非所以济沟塍乎？非所以启闭以时使东南顺轨以浮漕而利涉乎？昔之城河水不盈尺，今则三尺矣。昔之海甸无水田，今则水田日辟矣”。
弘历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很懂得农田水利的重要性。况且西北郊一带的水田多属内务府所有‘，农事的丰歉直接关系到皇室的利益。他事先既把水利与建园结合起来，事 后仍然经常关心昆明湖的水情，过问闸门的启闭，这在他的《御制诗》中曾多次提到过。
以上所述，大抵就是清漪园基址的地形整治的梗概。
至于国内的建筑情况，迄今尚未发现乾隆时期的图纸、烫样，只能根据间接的材料如像《钦定日下旧闻考》一类的官书、内务府有关清漪园的各种档案嘉庆以后绘制的部分图纸、弘历的御制诗文以及某些建筑遗址的现状，来大致作出复原的推断。
内务府大臣苏赫纳于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初九日奏请增加清漪园管理人员编制的奏摺中附有一个“副件”。副件按园内各管理地段分别开列出这一年已建成和刚竣工的建筑名录，这是一份记录清漪园建筑情况的重要文件。以它为基础，参佐上述各项间接材料，可以初步考订乾隆时期清漪园内的建筑物和建筑群组共有一百零一处。除此之外，散在园内的零星值房花房，库房以及园林小品、碑碣、摩崖石刻、小型桥梁等均未计入。
一百零一处建筑中，八十处建成于乾隆十五年到十九年这四年间。乾隆二十年以后建成的只有二十一处，而且绝大部分是在万寿山后山。这个情况亦足以说明清漪园建设工程的计划性和一贯性。
如果按这一百零一处建筑的功能、性质加以分门别类，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十三类：
一、宫殿，共二处：
勤政殿、二宫门。
二、寺庙，共十六处：
大报恩延寿寺、须弥灵境、云会寺、善现寺、妙觉寺、罗汉堂、宝云阁、转轮藏、慈福楼、昙花间、重翠亭、山色湖光共一楼、治镜阁、广润祠、五圣祠、蚕神祠。
三、庭院建筑群，共十四处：
玉润堂、宜芸馆、怡春堂、乐寿堂、养云轩、无尽意轩，小有天，蕴古室，石丈亭，味闲斋、嘉荫轩、云绘轩、延绿轩、鉴远堂。
四、小园林，共十六处：
写秋轩、乐安和、云松巢、邵窝、画中游、赅春园、绮望轩、看云起时、构虚轩、绘芳堂、雾清轩、惠山园、畅观堂、藻鉴堂、凤凰礅、花承阁。
五、单体点景建筑，共二十处：
知春亭、含新亭、夕佳楼、餐秀亭、对鸥舫、意迟云在、鱼藻轩、浮青树、旷观斋、水周堂。石肪、延清赏、寄澜堂、湖山真意、澄碧亭、南方亭、景明楼、廓如亭、望檐间、延赏斋。
六、长廊，共两处：
长廊东段、长廊西段。
七、戏园，一处：
听鹏馆。
八、城关，共六处：
文昌阁（兼作园门）、赤城霞起、寅辉、通云、千峰彩翠、宿云檐。
九、村舍，一处：
耕织图。
十、市肆，共两处：
西所买卖街、后溪河买卖街。
十一、大型桥梁，共十一处：
十七孔桥、绣漪桥、界湖桥、练桥、镜桥、玉带桥、桑苧桥、柳桥、落荇桥、半壁桥、后湖三孔桥。
十二、园门，共五处（另有一处为文昌阁）：
东宫门、进膳门、东北门、北楼门、如意门（西宫门）。
十三、辅助建筑，共五处：
茶膳房、北船坞、耕织图船坞、南船坞、后溪河船坞。
与园林建设同时，还进行全面绿化，改变了原瓮山“童童无草木”的面貌。原西湖一带向以垂柳荷花之盛著称，清漪园保留了这个特色，在沿湖的堤岸增植柳树，湖中的大部分水面广莳荷花。
清漪园水面辽阔，专供帝、后作水上游览的御舟先后建造了“镜中游”、“芙蓉脑、“万荷舟”、“锦浪飞鹿”、“澄虚”、‘憬龙舟”、‘祥莲艇”、‘喜龙舟”等。大型的“喜龙舟”船身长十三丈五尺，中宽三丈三尺，装修陈设极其豪华。此外，还有备膳船、运水船、茶船以及各种运输板船一共二十八只。
玉河和长河亦按照水上游览航道的要求加以规划。沿长河建置一系列的码头和点景的殿宇、园林，乾隆十六年（ 1751年）秋天正式通航。此后，弘历往返于清漪园和北京大内之间，就经常使用这条水路。西直门外高亮桥畔的“绮虹堂”是水路和陆路的中转站，从这里可以一直乘船到达玉泉山静明园的东门。而长河--昆明湖--玉河--玉泉山这条供水体系，也就成为当年北京西北郊的一条长达 12公里 的皇家专用水上游览线。
自乾隆十六年起，弘历命建锐营兵弁定期在昆明湖举行水操，调福建水师官员担任教习。为此建造战船十六艘，组成一支训练船队，这支船队以南船坞为基地，游弋于西堤以西的水城。
清漪园的宫墙仅修筑在东、西两座城关之间，东起文昌阁城关，往北折而西，绕过万寿山北麓的后湖北岸，到如意门再折而南，止于西面的“宿云檐”城关。昆明湖的东、南、西沿岸均不设宫墙，园内园外联成一片。因此，难于定出园林占地的确切面积，大体说来包括宫墙以内及昆明湖沿岸地段约为295公顷。
清漪园的管理机构隶属于内务府，设总理国务大臣一员兼领静明、静宜二园事务。总理大臣以下设六品总领，七品副总领，八品副总领，委署副总领，笔帖式等若干员，下属园丁、园户、园隶以及各色匠役等二百余人分别管理万寿山山前、山后和昆明湖的十三个区段。园丁、园户、园隶是从上三旗中挑选出来的园林工人。匠役包括花匠、木匠、瓦匠、裱匠、搭彩匠等技术工人，专司养花及经常性的修缮工作。另有‘闸军”一百余名分别负责昆明湖和长河、玉河的船只管理、摆渡、拉纤、看守桥梁涵闸、启闭闸 门、拉安桥板、打扫堤岸码头、巡夜打更等。昆明湖沿岸不建围墙，安全保卫工作十分重要。为此，由步军统领衙门所属明园参将负责派兵警戒外围，并没堆拨（哨所）两处。
乾隆二十九年（ 1764年）清漪园园工全部完成，前后历时十五年，内务府奏销共用银四百四十八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两九线五分三厘。这个数目并未包括直接从工部领用建筑材料（即“行取”）的折价、大臣被罚修房的款项、粤海关的报效银两等在内，而仅仅是建筑工程工料花销的一部分，更非建园的全部经费。用地整治、花木种植、船只修造以及各殿宇的陈设、家具、佛像供器等用过银两远比这个数目要大得多。
嘉庆、道光两朝，清漪园仍然保持着乾隆时期的规模、内容和格局，只有极个别的建筑物的增损、易名，例如：嘉庆年间改惠山园之名为“谐趣园”并加建“涵远堂”，霁清轩内加建“军机房”，拆除“乐安和”，拆除南湖岛上的“望蟾阁”改建为“涵虚堂”；道光年间平毁凤凰墩上的‘会波楼”及配殿，为节约宫廷开支曾一度撤去各殿宇内的陈设、铺垫等。
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联军“进犯北京，清文宗奕泞仓皇逃往热河，十月五日、联军占项海淀镇。六日占领圆明园。第二大便开始大肆劫掠圆明、畅春、清漪、静明、静宜诸园，继而由联军统帅额尔金（Lord Elgin）下令将这些园林全部焚毁。完整存在了一百零九年的清漪园亦被付之一炬，前山中段、后山中段和东段、东宫门、南湖岛等地段毁坏尤为惨重。这些地方除了个别建筑物之外，几乎焚烧殆尽。“玉泉悲咽昆明塞，唯有铜犀守荆棘；青芝蛐里狐夜啼，绣漪桥下鱼空泣”，这就是一代名园胜苑劫后凄凉景象的写照。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由恭亲王奕诉代表清廷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联军退出北京，劫后的清漪园仍由内务府原管理机构接管。
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穆宗载淳亲政，以奉养东，西百宫太后为名，下令重修圆明园。清漪园内残存的部分建筑物被拆卸，将其旧料充作圆明园重建殿宇之用。但因工进行不久，终因国库空虚，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而不得不于次年停止。
清德宗载活即位，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垂帘听政，又处心积虑筹备修复清漪园作为她长期居住的离宫御苑。然而，当时的清王朝已处于财政枯竭，捉襟见肘的境地，要在几乎成为废墟的清漪园大兴土木，谈何容易。乃不得不东挪西凑，强筹经费，开始园林的修复工程。
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初一日，载湉颁布上谕：“万寿山大报思延寿寺为高宗纯皇帝侍奉孝圣宪皇后三次祝之嘏所，敬踵前规，尤征祥洽。其清漪园旧名，谨拟改为颐和园，殿宇一切亦量加茸诒，以备慈舆临幸。恭逢大庆之年，朕躬率群臣同申祝悃，稍尽区区尊养微忱。”清漪园这个名字，从乾隆十六年起至此一共使用了一百三十七年。这座园林本身在经历了清王朝由盛而衰，由古老的封建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过程之后，又以“颐和园”的名字而进入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另一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