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嵩山是三教的策源地，对三教的形成和传播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嵩山是三教合一体现最为完美的地方。
1、佛教
东汉初年佛教正式传入中国，首先在东汉都城洛阳和地处京畿的中岳嵩山落迹，并且开始由洛阳、嵩山地区向全国传播。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明帝下令，在风景如画、清静幽雅的嵩山玉柱峰下，为迦叶摩腾、竺法兰建造大法王寺。“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专为佛教建寺之始。”同时，明帝刘庄为了使佛教在中国得以传播，特许阳城候(今登封告成)刘峻落发出家。刘峻出家是“ 嵩山度僧之始也”，从而为佛教在嵩山乃至全国的传播与发展拉开了帷幕。
嵩山地区继法王寺创建后，兴起了建造佛寺的高潮。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大德沙门生禅师，隐显无方，沉浮嵩岭，创建嵩阳寺。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为天竺高僧跋陀建少林寺于少室山阴。永平年间，北魏宣武帝元恪诏令冯亮、僧暹与河南府尹甄琛视嵩岳形胜之处兴建佛寺，遂监造了嵩高道场寺。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又将建于永平二年(公元509年)的宣武帝灵台行宫改建为闲居寺(隋仁寿元年改名嵩岳寺)。正光二年，为安置明练公主创建了明练寺，后因孝明帝的妹妹永泰公主出家于此改名永泰寺。北魏灭亡后，孝文帝在嵩山积翠峰下的离宫也成了澄觉禅师的精舍，隋开皇五年被赐名会善寺。
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禅学重心在嵩山，少林寺的兴建加速了嵩山为中国禅法重心的形成。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和二祖慧可在嵩山传承大乘禅法影响很大。达摩一苇渡江来到嵩山，在五乳峰上的山洞里面壁九年，后来将衣体传付二祖慧可。这其中传说的成分较多，史实是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达摩为了弘扬大乘佛法，不辞艰险，航海来到中国，先到了广州，次年到金陵，与梁武帝萧衍论佛法所谈不契，于是渡过长江北行，辗转来到了嵩山少林寺。达摩倡导的是一种经过革新的独具特色的禅法，以“壁观”法门为中心，以壁观教人 “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现在嵩山少林寺外的“面壁洞”、“卓锡井”、 “炼魔台”、和寺院内的“立雪亭”，就是菩提达摩和他的嫡传弟子慧可传承大乘禅法的遗迹。
北魏末年天下大乱，禅宗二祖慧可离开少林寺，我国北方禅法重心由嵩山向外地转移，嵩山佛教开始走入低谷。直到隋朝嵩山佛教才又出现新的转机。同时，杨坚“选沙门中德业灼然(著)者，置菩萨僧一百二十人”，少林寺慧远法师、洪遵律师皆在其列。隋炀帝大业年间，群雄纷争，历史把嵩山少林寺僧推向了以武参政的道路。在唐、郑两军决定胜负的柏谷庄大会战中，少林寺僧志操、惠阳、昙宗等，“率众以拒伪(郑)师，抗表以明大顺，执(王世)充侄仁则以归”，使唐军转败为胜，为大唐帝国的建立和巩固立了大功。唐太宗李世民“嘉其义烈，频降玺书宣尉”，对参战有功的十三名武僧各有封赐，其中昙宗和尚受封“大将军僧”。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当政期间，大多高僧云集嵩山，中国禅宗五祖弘忍的两个大弟子道安国师、禅宗“定门之首”法如禅师相继归山，大力传播菩提达摩的大乘禅法。后来，中国佛教禅宗南北分争，北宗大通神秀的嫡传法嗣普寂和南宗大鉴慧能的嫡传法嗣净藏，都相继来到嵩山会善寺，各传其法，于是嵩山少林寺、会善寺成了中国禅宗南北分争的重要场所之一。
义净法师少时仰慕高僧法显、玄奘等西天取经的高风，也历时二十四个春秋到西天求法。回国后到嵩山作了少林寺主，并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在嵩山少林寺建造戒坛。时隔十多年后，唐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一行禅师和元同律师，在嵩山会善寺共同建造五佛正思惟戒坛。
宋哲宗元元年(公元1086年)，在北宋王朝的支持下，首次把曹洞禅法传入嵩山。报恩禅师融会三教，又借助北宋权贵的支持，在少林寺传法数年，使曹洞宗风在嵩山各寺院大行其道。金末元初，我国北方曹洞禅法大宗师万松行秀和他的弟子们，使得曹洞禅法在嵩山弘扬光大。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45年钦依雪庭福裕住持嵩山少林寺。雪庭福裕从万松行秀参禅十年，住持少林寺时，大大振兴了嵩山佛教。他还在太原、西安、和林、燕京、蓟县另外建造了五座少林寺，并排定了少林曹洞弟子的七十个辈号。嵩山广大僧众称赞他“旷复嵩山，如祖师再出世”，故称之为中兴之祖，认为其功可比开山祖师。雪庭福裕住持少林，开辟了嵩山地区佛教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明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为诸王(子)选僧师，宗泐荐嵩山法王寺僧道衍为燕王朱棣师。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僧道衍积极策动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师”。朱棣即帝位，论功行赏，道衍居首。嵩山佛教在明代始终保持稳定兴盛的原因，除此原因外，还有后来一些高僧能够应天顺民有直接关系。小山宗书、幻休常润、无言正道和寒灰慧喜，还有月空、边澄等参与戍边平倭的少林武僧，他们都“以武参政，强兵护国”，从而得到明王朝的支持，明朝对少林寺住持的人选和任用也非常慎重。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498 年)，倭寇大举进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朝廷征调少林寺僧兵参加平倭战争。时隔四年之后，嘉靖皇帝钦依释儒兼备的小山宗书为少林寺曹洞正宗第二十四代方丈。他在少林寺大开法席，四方学徒蜂涌而至，听其讲经说法的挤满了法堂，嗣其法不计其数。后来无言正道禅师住持少林，共住持少林三十一年，被称为“僧中之杰”，不仅名动京阙，还成为北方禅宗的首领。正是因为这些名僧在嵩山地区讲经说法，有明一代，佛教才在嵩山地区持续繁荣。
清朝时，少林寺在政治上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永熙五年(公元1666年)，少林寺第二十八代方丈彼岸宽禅师圆寂，继任者也未得到清廷的任职文牒，少林历史上传承了数百年的“钦命住持”制度至终止。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廷拨款重修了嵩山少林寺。乾隆之后，少林寺的衰落更加明显，往日统领天下禅宗的“天下第一名刹”的地位也不断下降，唇亡齿寒，嵩山其他寺院也繁华不再。
2、道教
道教的形成和嵩山也有很大关系。在道教形成以前，嵩山地区就有很多神仙活动。嵩山东部的浮戏山有个山洞，叫神仙洞，古代称为“崆山洞”，相传是神仙广成子居住之处，轩辕黄帝曾来此向广成子问道。东周灵王太子姬晋因不满父亲的政策，居别宫修道，后被浮丘公接引上嵩山，后在嵩山北麓缑山驾鹤升仙。秦代宫女毛女得道，往来于嵩华之间，常栖于嵩山。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始祖张道陵在嵩山修炼“黄帝九鼎，太清丹经”，后来才入蜀创立五斗米道，从一定意义上说，嵩山也是道教的发祥地。
二千年来，嵩山地区是道教传播的重镇。嵩山是道教的第六小洞天，嵩山的附属山脉缑山是道教的第三十二福地，嵩山的北翼邙山是道教的第七十福地。历史上大多著名道士都曾在嵩山修炼，浮丘公、王子晋、李八百、张道陵、成公兴、寇谦之、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刘道合、邱处机、王常月等，有的长期在嵩山修道，有的先在嵩山修道后成就了一番道业。北魏时，嵩山道士寇天师自称太上老君亲授他天师之位，要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于是他改革了五斗米道，增加了一些新科仪，称为“新天师道”。隋唐时，道教上清道茅山宗移居嵩山传道，其第十代传人潘师正还多次受到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召见。金朝时，王重阳的弟子邱处机来到嵩山传道，当时道徒朝拜者络绎不绝，邱处机开创了道教丛林制度，使全真道在嵩山地区占据了统治地位。清代嵩山道士王常月在全真教门日衰的情况下，重振教门雄风，成为全真教创教以来公开传教的第一人，被后世道徒誉为全真道“中兴之主”。道教在嵩山的重要道场有中岳庙、老君洞、崇唐观、三官庙、峻极宫、九龙圣母庙等。
汉魏两晋时期，嵩山道教有两支，即张道陵创立的天师道和张角创立的太平道。传说二张都是辅佐汉高祖刘邦开创汉业立有汗马功劳张良的后世子孙。张道陵的天师道，源于嵩山，创于巴蜀，后又在嵩山得到传播和发展。张角初信黄老，熹平年间创立太平道，徒众达数十万人，后来发动了黄巾起义。嵩山地区的颍川是黄巾起义的发源地之一，黄巾起义失败后，嵩山道教徒涉嫌惨遭迫害，刘根被杀害，左慈被追杀得脱后逃往东吴，在天柱山省悟道妙，传道于葛玄，葛玄传道于郑隐，郑隐又传道于葛洪。西晋时，著名道士鲍靓曾官至南海太守，晋惠帝永康中在嵩山石室中修道，后在石壁在发现天文大字，此文后为《太上洞神经》所本。北魏太平真君年间(公元440-450年)，嵩山道士寇谦之在崇信道教的魏太武帝和宰相崔浩的共同支持下，自称奉太上老君的意旨，“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为法”，制订乐章诵诫新法，“专以礼度为首”，佐国扶命，代张陵为天师，被称为北天师道。这些改革使官方道教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步得以健全和充实。
隋唐之时，嵩山成为道教的中心。茅山派第十代宗师王远知对其弟子潘师正说：“嵩山乃汝修真之地，当亟还也。”于是潘师正就在嵩山逍遥谷隐居传道。潘师正清静寡欲，隐居嵩山逍遥谷修道二十余年。上元三年(676年)，唐高宗幸东都，礼嵩岳，召见了潘师正。调露二年(680年)高宗又幸逍遥谷潘师正居所，敕于此建隆唐观。永淳元年(682年)，潘师正羽化于嵩山隆唐观，时年九十八岁，“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赠太中大夫，谥体元先生。”唐圣历二年(696年)，由司功王适撰写，司马承祯书丹和《唐默仙中岳体元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师碣》刻立在嵩岳逍遥谷隆唐观中，此碣文石刻至今尚存。潘师正有弟子18人，司马承祯和吴筠皆开元名道。与潘师正同时隐居嵩岳的还有著名道士刘道合。唐高宗闻其名，敕令于其隐所置太乙观以居之，并召入宫中，以礼尊之。
宋代时，嵩山道教持续发展，虽比唐代较为逊色，但也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赵匡胤为中岳神制作衣、冠、剑、履，中岳神着衣戴冠的风俗一直相沿至今。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宋太祖敕修中岳庙，还下诏让县令兼任庙丞，政教合一，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嵩山道教的发展。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宋太宗赵光义赠五岳奉号，名中岳之神为“中天崇圣帝”，帝后号“正明”，并命翰林、礼官详定仪注及冕服制度，并按时派遣官员致祭。经过唐宋两代的大加修整，中岳神规模宏大，曾有“飞甍映日，杰阁联云”之称。中岳庙和供奉真宗御容像的崇福宫遂成为宋代嵩山地区道教的两大重镇。
南宋与金对峙时期，道教内部宗派纷起，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王重阳创立了以道教为主、兼融儒释的全真道。金末元初，全真道传入嵩山地区。王重阳的弟子、嵩阳世族丘处机曾在嵩山地区传教，崇福宫有通碑刻记录了他在嵩山传教的史实。元代时，丘长春的弟子尹志平和李志常，顺应时势，派遣著名道士乔志嵩到中岳嵩山，以应蒙古利用宗教教化中原汉民之意。乔志嵩来到嵩山，入居邱祖曾修道过的崇福宫，他一边修道传教，一边重建崇福宫。于是全真道风大盛，有徒众数百，嵩山大崇福宫恢复成了名副其实的道教丛林。
明洪武年间(1368-1398)，国家加强了对宗教的管理，设道会司于崇福宫，管理嵩山道教事务。成化八年(1437年)，道会司改设在中岳庙，这时仅嵩山南麓就有道徒近千人。清代统治者重视佛教，对道教采取了抑制政策。嵩山道教也因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到了极大冷落。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主张崇尚自然和清静无为的哲学。道教设定的人生终极目标是修仙飞升。贵己重生，澄心寡欲，服食金丹，性命双修，成仙证真，成了道教徒的日常生活。
3、儒学
儒学是以孔子为宗师，以四书五经为经典，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思想的学术体系。春秋战国时，嵩山地区盛行的主要是法家文化。登封人管仲，是法家学说的先声人物。管仲的思想也为儒家所称道。他和鲍叔牙的交谊被称为“管鲍之交”，被后世儒家当作“义”的典范。实际上，嵩山地区早就酝酿发酵了儒学思想。在儒学产生之前，尧、舜、禹、汤、周公等先贤在嵩山地区有大量敬天保民的活动，而这些人物正是儒学推崇的“道统”圣人。春秋初期，郑国颍谷封人、颍考叔被称为“纯孝伯”，一直被后世儒家所推崇，现在登封境内还有很多考叔庙、考叔祠。
儒学在嵩山地区取得真正的正统地位是在宋代，宋代极力想恢复儒学的权威地位，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为核心内容，为封建统治服务。宋明理学自称是孔孟后学，但在其哲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仅有儒学的正统思想，而且也有佛道思想的痕迹；韩愈的道统说、李翱的复性说是理学的重要思想来源。
宋代嵩山地区儒学传播最重要的形式就是书院教学。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特有的重要教育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教学、研究、藏书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至五代末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发展为较为完备的书院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嵩山地区从书院一兴起，就创立了嵩阳书院。嵩阳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始建于五代后唐时期，当时进士庞式在这里聚徒讲学，北宋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赐额太室书院并颁赐九经书疏，自此大大显扬于天下。后来，理学家程灏、程颐在此讲学，使嵩阳书院成为理学尤其是洛学的重要传播基地。北宋时，嵩阳书院的名师，除二程之外，还有大名鼎鼎的司马光、范仲淹、王曾、韩维、吕诲、范纯仁、李纲、朱熹等大儒，他们的讲学活动，使儒学尤其是宋代理学在嵩山地区更为广泛传播。
明清时，程朱理学在嵩山地区仍占据统治地位。明朝中叶，登封县令侯泰重修嵩阳书院，并建二程祠。至此，嵩阳书院完全官学化，每月初一，县官亲临考试学生，对成绩差的学生实行体罚。省按察司还不定期到书院巡视，发现学生成绩过差，还要分别降低县官和教官的薪俸。由于有这样严的制度，书院诸生学习经史、六艺的风气大振。明末嵩阳书院学生焦子春、崔应科、刘景耀、常克念等中进士后，分别任少卿、部政、督堂、推官。清初，“崇儒重道”的思想文化政策使理学回光返照，出现了孙奇逢、汤斌等大儒。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登封知县叶封重修明末毁于兵火的嵩阳书院，在明代书院故基东南，重建学堂三楹，不久叶封调任京职。康熙十六年(1677年)，当代名儒、少詹事、登封籍人士耿介无意官场，遂回故里重修嵩阳书院。他还将田产200亩捐给书院，又垦荒130亩作为校产，以其收入作为办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省学道吴子云、林晓英等也竞相捐献田地达1570亩。耿介先生主持嵩阳书院教学三十余年，并在嵩阳书院建先贤祠，祭祀二程和朱熹，后又建丽泽堂、观善堂、博约斋、敬义斋、仁智亭、川上亭等，大大改变了嵩阳书院的面貌。嵩阳书院至此又得以复兴，耿介亲自执教，传经授业，人称“嵩阳先生”，他还聘请中州名儒窦克勤、李来章、冉觐祖、张沐、汤斌、张度正、孙淦、焦贲亨等来嵩阳书院授学。从此，嵩阳书院文风大振。康熙辛卯年，河南省在开封开科选拔举人，按录取名额，一县不足一人，而嵩阳书院就中了五人。有清一代，嵩阳书院又成了传播程朱理学的重要基地。
五千年中国文化，儒学思想前后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它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前期儒学和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后期儒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把中国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而以嵩阳书院为中心的嵩山地区是理学传播的重要基地，在理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